女装代销(女装一件代发批发网站)

过去，老家那边结婚，操办宴席，最后总得上一条鲤鱼，不叫鲤鱼，叫“红鱼”，是为了避孔子儿子孔鲤的名讳，即使经过了“批林批孔”的年代，这个避讳也没有变。没有“红鱼”，就没法办红事。因为平常是很少能吃上鱼的，更何况是红鱼。久而久之，“吃鱼”就多了一层结婚的寓意，问一个人何时结婚，常说：“啥会儿吃你的鱼啊？”

婚后，第一次回门，新郎要找一个陪客跟着，这个人得能说会道，可以左右逢源，还有好酒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新郎挡酒，不能让新郎失态。这个陪客可以是新郎的亲戚，也可以是朋友，官方身份是“挎斗子的”。因为新郎的回门礼物要放到藤编的斗子里，斗子大且沉，有这么一个人帮着“挎斗子”，显得名正言顺。

再到孩子出生，娘家亲戚去慰问，称之为“送中米”，“中米”应是从“粥米”或“祝米”而来。开始送的确实是米，后来以鸡蛋为主，加几身小孩的衣服，现在更是很少有人送米，但还是说“送中米”。

我不知道这些原始、朴素的说法还能保持多久。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消失。

比如过去，人们还常说“孩子都会打酱油了。”这句话其实很有信息量，能打酱油的孩子，年龄到底是多大？三岁还是四岁？要具备哪些条件？至少要能走路，能说话，也能听得懂大人说话。为什么是打酱油？而不是打香油，或者麻汁？

所以，很多人的童年回忆，都是从打酱油开始的。

或许，打酱油，是很多孩子最早可以完成的任务。简单，直接，风险小，成本低，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消费能力的锻炼。酱油，家里隔三差五就要打，在大人看来枯燥乏味的事情，孩子们反而觉得有趣。

我小时候打酱油的地方，就是胡同口的小卖部。又称代销点，最初都归供销社管。八十年代开始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代销点才改回小卖部，不过，人们还是习惯叫代销点。

从我家走到代销点，也就五分钟。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说，五分钟就是一段丰富的路程，要路过几个邻居的院子，大部分时候都敞着门，门口蹲着吃饭的大叔，或站着聊天的大妈，他们吃得吭哧吭哧，聊得呱啦呱啦。还路过一个水坑，面积不大，经常有人在坑边洗衣服。里面的水是下雨的积水，流不出去，上面游着几只鸭子，阴天时，偶尔飘起几只死鱼，远远就能看见白花花的肚子。后来看书上写“天边泛起鱼肚白”，总觉得天不太好才这样。

代销点的面积不大，昏暗的光线里，有一个玻璃柜台，里面摆着香烟、香皂、搓脸油等。柜台前面，是几个大缸，有酱油、醋，还有散白酒，摆得满满当当，几乎难以下脚。打酱油的话要自带酱油瓶，小卖部老板会把一个塑料漏斗放到瓶口，然后掀开缸盖，用一个竹筒形状的提子从缸里舀出酱油，沿着漏斗倒进瓶子里。技术虽不如《卖油翁》那么神奇，倒也十分娴熟。

到代销点买什么的都有，有一次，我打酱油时，邻居家的一个小孩蹦蹦跳跳跑过来，踮着脚，把一毛钱往桌子上一拍，大喊一声：“要避孕套！”然后接过两个四方塑料袋，现场撕开，对着嘴，吹成一个比脑袋大几圈的乳白色的气球，再扎紧口，和避孕套一起蹦蹦跳跳跑了。

我去打酱油，通常大人会在给的钱里留点零头，作为奖励，这也是打酱油最大的动力。不过，有时候也会遇到难题，比如打酱油的同时，要捎带着一起打醋。出门前，大人们会交代好，哪个是酱油瓶，哪个是醋瓶，一手拿一个，千万别错。这会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一路上都反复念叨，这个瓶打酱油，这个瓶打醋，到了小卖部，却会恍惚起来，还得拿起瓶闻闻，才能确定。更让我困惑的，是打一毛钱的酱油、八分钱的醋，还是八分钱的酱油、一毛钱的醋？手中的两毛钱攥出汗，还是想不出来。只惦记剩下的二分钱买块水果糖，或者水果味的香橡皮。看着小卖部的大缸愣半天，干脆还是回家再问一次。

所以，打酱油还需要专注，路上不能分神。有一年冬天，我提留着酱油瓶，快到胡同口，发现旁边有一个院子里冒着浓烟，我停下来，看到火光之中，有一名花白头发的老太太张着手臂，大喊：“失火了！失火了！”那一瞬间，我愣在了路边。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失火”，小人书上看到的“失火”竟然近在眼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手上除了这个酱油瓶，我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带着酱油瓶默默走开了，傻傻打完酱油，回来，那个院子门口聚集了一堆邻居，有的提着水桶，有的抱着水盆，一个个气喘吁吁。本来并不大的火已经灭了，大概只是烧了一个鸡窝和半堵土墙，老太太只是受了场惊吓。有人在一旁说：“冒的烟都是黑的了，没黄的，着不起来了。”

我长喘了一口气，啥法儿？我就是一个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