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史记左传)

史圣司马迁

司马氏是个很牛的姓氏。

司马氏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重黎氏，他们的脉管里涌动着的是史学的血液。颛顼帝当政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这副重担落在了重黎氏后人的肩上。夏商时期，仍然如此。

周宣王时，重黎氏的后人程伯休父（名休父，封于程）担任了司马一职。在征讨徐国的战斗中，程伯休父指挥若定，政府军有如雷霆万钧压向敌人，徐军阵营大乱。王师前锋部队乘机发动猛攻，屯积在淮水岸边的主力部队也顺势向东推进，切断敌军退路，一举扫灭了顽敌。在王师的强大攻击下，徐国臣服，恢复入觐。

周代时，司马主掌军政和军赋，与司徒﹑司空合称“三有司”。程伯休父为周室立下不世之功，他的后世子孙以司马为氏，世代掌管周史。

美好的日子总是那样短暂。周平王时代，周天子弄丢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不再把周王放在眼里，动不动就相互攻伐。周惠王与周襄王时期，接连发生了 王子颓之乱、王子带 之乱，王室进一步衰微。司马氏为躲避战乱，也背井离乡来到了晋国。打那之后，他们的族人便像落叶般四处飘零，有的流落到了卫国，有的流落到了赵国，还有的流落到了秦国。进入秦国的这一支全拜晋国大佬赵盾所赐。

说来话长。公元前621年，晋襄公病薨。顾命大臣赵盾改变遗命，派士会、先蔑赴秦国迎接公子雍，准备立为国君。奈何太子夷皋的母亲穆嬴是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她抱着年幼的太子到处找赵盾哭诉、理论。赵盾招架不住，向穆嬴妥协，安排公子夷皋继位。可是公子雍已经来到令狐（今山西临猗西），而且秦康公那边很重视，派了大批人马护送。事情已经没得选择，向来很讲道理的赵盾也只好装作不讲理的样子，下令向秦军开战。士会、先蔑愤而投秦。

司马迁的祖先也参加了这次行动，跟随士会和先蔑反水，投靠了秦国。后来，士会被赵盾用计赚回，但司马氏却留在了秦国，定居少梁（今陕西韩城）。 四年后，晋国占领少梁，其后两国又多次相互攻打。战国时，少梁成为秦、魏两国争夺的焦点，几易其手。 再后来，这一族人中出了个舌战张仪、灭蜀平蜀、伐魏攻楚的将军，他就是战国时代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司马错。

司马错的孙子叫司马靳，是名将武安君白起的部下。在长平战役中，他与白起坑杀投降的四十万赵军，被秦昭王赐死在杜邮（今陕西咸阳东）。司马靳的后代多半默默无闻，到了司马谈这里，才时来运转，做了太史公。

由公元前621年司马氏入秦，上溯到惠襄之交是三四十年，下至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在秦国政坛崭露头角是300年。由公元前316年到公元前140年司马谈担任太史令将近180年。司马氏用了500多年的时间，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是时候让我们的主人公登场亮相了。

大约公元前145年，司马迁降生在韩城一个叫做高门的村落。据韩城当地人讲，司马迁就出生在西高门村的西寨子。这个寨子也叫龙门寨，俗称高崖上。20世纪70年代，寨子遗迹尚存。司马迁的祖茔就在村东150米处。

那时候梁国旧地早就不叫少梁了。在延续了将近百年的秦魏河西之战彻底画上句号之后，秦惠王将少梁更名为夏阳，设置夏阳县。夏阳，阳光普照，草木风发，多么诗意和美好的一个名字呀！它美得让人窒息，让人忘记了曾经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杀戮。秦惠王是刻意要掩饰什么吗？

司马迁是幸运的，虽然自他的爷爷的爷爷司马昌手里，司马家族就再也没有出过大官，但他的爷爷司马喜却非常有经济头脑，靠着农业和畜牧发家致富，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司马喜入粟买爵，捐了个五大夫的官做。五大夫级别不高，在二十等爵中仅位列第九级，但总算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徭役是件很麻烦的事，古代的男子在18—60岁，每年都要服一定时期的劳役。

当然了，只有这些还谈不上幸运，更幸运的是司马迁有一个好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学识非常渊博。著有《论六家之要旨》，专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得失偏颇进行论述。他给了司马迁官学与私学老师所不能给予的一切。

司马迁从小受父亲熏陶，学习非常刻苦。十岁时，他便开始习诵籀文。籀文是在钟鼎文的基础上进行繁化而成，也是大篆的一种。它字形齐整威武，通行于先秦，到了汉代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司马谈完全是按照一个史学家的要求在培养司马迁。

汉初已经有了官学，地方官学又称乡学、学宫。但是在农耕社会，一个普通人想不参加生产劳动是不大可能的事。少年时代的司马迁一直在家乡过着“耕牧”生活。如果你也恰巧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便能够看到一个奇迈的少年，在耕种、放牧的间隙，捧着一叠叠籀文刻写的竹简，坐在天地间如饥似渴地诵读。在他的身后是迤逦的梁山，脚下是奔腾的黄河，也许还有韩（侯）国城和少梁城，那草蛇似的长城总是若隐若现，娇羞得不肯让人多看上一眼。到那时，你还能够淡定自如吗？我想你一定会不自觉地融入其中，跟上他那抑扬顿挫的调子一起诵读。

但是这一切都只能是臆想，那时候能够陪伴司马迁的，似乎只有花草树木、庄稼、牛羊、山、河，以及河山之阳的那些村寨和城堡。父亲司马谈呢？他已经到京城长安就职去了。很少有小伙伴愿意花费一天的工夫陪司马迁谈天说地，在他们的眼里，这个高才自负的少年神气、冷峻，目空一切，总是给人怪怪的感觉。年轻的司马迁对此耿耿于怀，以至于许多年之后，当他在给蒙难的老朋友任安写回信时想起这些事情，仍旧幽幽地说道：“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

如果说当初司马迁落在司马家族炕头时，司马谈带给他的是读书的种子，那么在他升迁之后带给司马迁的则是曙光。司马迁开始在耕牧的间歇频繁到长安去求学。十九岁那年，西汉政府迁徙富户充实京师，司马迁来到了父亲身边，得到了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的点拨。

一年之后，司马迁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游历生活。他向南漫游江淮，一路追随大禹治水的足迹，登上会稽山，探访了夏禹的葬身之处。之后又折脚向西，视察了位于湖广一带的九嶷山，凭吊帝舜。在泛舟游览了沅江与湘江之后，司马迁又向北渡过汶水和泗水，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齐、鲁之都观礼，研习学业。他还专程来到曲阜瞻仰了孔子的墓地，在邹地、峄山与鲁地那些儒生们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地学习礼和射覆，体验乡射之趣。在经过鄱邑、薛城和彭城时，司马迁逗留的时间很长，以致花光了盘缠。在等待家里寄钱的日子，司马迁正好可以静下来，体味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的乐趣。梁、楚是司马迁必须要去的地方，他在此两地做了详细考察后才辗转回到长安。

司马迁到过的地方远不止上面说的这些，从《史记》看，他至少还应当到过泰山、琅邪（今山东胶南西南）、渤海、庐山、岷山、姑苏台、离堆（亦作离碓，今四川都江堰西）、洛汭（又作雒汭。指洛水入古黄河处，在今河南巩义域）、大伾（一作九曲山。“伾”或作“岯”“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西北）和朔方等地。

其考察当然也非游历这样简单。比如说，他到长沙时，特意来到屈原沉江自杀的汨罗江畔，将自己化身谪迁此地的长沙王太傅贾谊，追随着当年三闾大夫的脚步旁若无人地发着天问。他在韩信的故乡走村串户，刨根问底，追寻当年那令人不可思议的胯下之辱。又比如说，他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细察民风，苦苦思索好客和养士的关系。他沿着长江、淮河、黄河最易出事的地段踏勘，参悟大禹为何不迳挽黄河东行入海，反而使黄河向东北流入渤海湾的道理。在这看似茫无边际的漫游路上，司马迁一边考察士风人情，一边采集异闻传说，一边苦苦追寻着远古圣祖先贤的脚步，揣测、探究天人之际与古今变迁的奥秘。就是他追随前代货殖楷模范蠡、子贡、白圭、猗顿、乌氏倮，遍览大汉江山，详解天时、地理、物产、风情的事情也应该是有的，他总该不会心血来潮，忽然想起做一篇《货殖列传》吧？

回到长安后，司马迁做了郎中。期间几次随同汉武帝外出巡游，到过很多地方。公元前111年，汉朝攻灭南越国，诛杀且兰君、邛君与筰侯，就连一向桀骜不逊的冉駹羌国也向汉朝称臣。司马迁奉命出征巴蜀以南，苦心经营邛筰、昆明，为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只是大汉朝开国以来，多如牛毛的官员中极为普通的一员，仅此而已。

意气风发的司马迁应该没有想到，修史的重任这么快会落到自己的肩上。在他的眼里，父亲司马谈永远是那样的勤奋刻苦、年轻健壮。他甚至没有想过，父亲也会老。司马谈大他二十岁，这二十岁对一个老人来说是致命的。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禅泰山，率领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由京城出发，旌旗绵延数十里，出长城向北巡察至朔方。在兜了一大圈子之后，又东行至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于三月间登上中岳太室山（即 嵩山 ）祭山。当这一行人来到泰山时，山上的草木尚未发芽，汉武帝于是向东巡至渤海。

四月，汉武帝由渤海归来，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这是大汉朝建立以来的首次封禅，也是继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后的第二次。作为史官，司马谈本应从行，可是他却因病滞留在了周南（今河南洛阳的古成周以南）。司马谈深感遗憾，抑郁愤恨而死。恰巧司马迁完成西征使命回来，他在洛阳见到了病危的父亲。

司马谈很早 便着手编修《太史公书》，他渴望能够倾尽自己平生所学，写出一部古今通史，以告慰先祖，但是他的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在临终之前，司马谈将修史的重任交付给了司马迁，希望他来完成自己的夙愿。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面，详细记录了与父亲在河洛之间的这次谈话。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们的老祖先是周朝的太史，早在那之前的虞夏时代，司马家族就显身扬名，执掌天文。虽然后世也曾中落，但总算是传承到了今天，难道我会让它断绝在我的手里吗？你做太史，祖先的事业就算是后继有人了。我自己命薄，不能跟随天子去泰山，在我千古之后，你一定接替我做太史令；你做了太史令，千万不要忘记我未完成的著述啊！最大的孝道在于光宗耀祖。天下之所以称颂周公，是因为他让先祖得到了尊崇。孔子编纂和写作的《诗经》《书经》《春秋》，直至现在还是礼乐的准绳。自孔子死后的这四百余年，诸侯兼并，典藏尽失。如今汉朝一统天下，主明君贤臣忠， 多有死义之士， 我作为太史对这些却没有载录，对此我深感不安，你可一定要把我说的话记在心间啊！”

今天的人很难理解司马谈当年的心情，但你想封禅需要有吉兆、瑞应，二者必备其一。因而只有在天下大治时才行封禅礼，而治世总是那样少，乱世又是那样多。借用《封禅书》的话说就是：“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阙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时间一久，禅礼难免遗漏、失传，连封禅的仪式也变得残缺不全，许多的细节和传闻均淹没在了历史的烟云之中。因而说，错过便意味着永久错过。司马谈是个将历史使命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传统文人，他足足等待了将近一个甲子的时间，几乎用光了他的人生，他又怎能不愤懑？也许上天有意和司马谈玩黑色幽默，在这之后的二十二年间中，汉武帝又先后八次到泰山封禅祭祀。但是这一切均已与司马谈无关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一下周南。周南是元圣和儒学先驱周公旦的封邑。诞生在大中原区域内的河洛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而河南又是中原文化的核心。这两个核心叠加在一起，肆无忌惮地挤压、揉搓和压迫着司马谈原本就脆弱的心灵，击得他千疮百孔，体无完肤。司马谈最终没能亲往泰山参加封禅，他擅于黄老之学，精通天文、历算、周易和祭祀，几乎无所不能，可是终其一生，却连一个封禅的仪式也未能参加。他恰像那带甲百万却一事无成、孤独终老的将军，徒有满腔的热血。而“周南”二字，则因为司马谈而成为了滞留某地毫无建树的象征。

那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水啊，它们是一代史学家奔涌的热泪吗？

该来的总归要来。

公元前109年，决口二十三年的黄河瓠子口总算盼来了大汉天子刘彻的身影。

公元前132年春，黄河于顿丘（今河南浚县西）决口。入夏后，又冲毁了位于濮阳县西南的瓠子堤。洪水向东南冲入巨野泽，泛入泗水、淮水，淹及梁、楚十六郡。黄河上一次大的决口，则要追溯到公元前168年，是在汉文帝手里，地点在延津西南的酸枣。

在决口之初，汉武帝便派汲黯、郑当时率领十万人马前往河南治水，可惜没有成功。那时武安侯田蚡是丞相，他的奉邑在鄃县(今山东平原西南)。黄河决口水向南流，而鄃县在黄河以北，不受此影响。田蚡担心瓠子口堵塞后，黄河又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决口。当然啦，他心里记挂的主要是鄃县，生怕这个地方遭水灾。他对汉武帝说：“江河决口是上天的事，不宜强加堵塞，即便堵塞了也未必符合天意。”单是这样说当然就不叫政客了，田蚡还安排所谓的“星象学家”和算卦先生轮番忽悠、恐吓天子，堵口之事被一再搁置。

鄃县和瓠子口距离不是很远，翻开地图，它们恰像是挂在黄河这条蔓上的两个葫芦，其区别仅在于一个距离黄河较近，一个距离黄河较远。有时候就想，要是瓠子堤决口后不是向南流，而是向北流，历史又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呢？但历史是不能由人设想的，如果历史可以假设，一切又将重回起点。这也正是历史的奥妙迷人之处！

汉武帝当然也不傻，他之所以选择沉默是另有隐情。汉武帝即位时不过十六岁，还是个毛孩子，朝中大事皆由窦太后决断。公元前135年，窦太后驾鹤西游，汉武帝提拔武安侯田蚡做了丞相。这时候汉武帝已经二十大几的人了，可是习惯于呼风唤雨的田蚡仍旧不把这个皇帝外甥放在心上，还当他是个小屁孩，连任用官员的事情都想自己做主。在扳倒田蚡之后，汉武帝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对付匈奴人上。将一个决口事件搞得这样复杂，真有点叫人哭笑不得。鬼使神差，只能这么说。

黄河决口二十年来，梁楚之地每年都因为水涝没有好收成。公元前109年，汉匈战争的大局已定。汉武帝命令汲仁、郭昌带领四万人堵塞瓠子决口。从万里沙（今山东莱州东北）祭祀回来后，汉武帝也率领百官前往瓠子口，沉白马、璧玉祭典河神，亲自指挥堵口。

治河的方法是，先以木、竹为桩，夯入河堤，然后再往里面填塞柴草、土石。汉武帝命令扈从将军以下官员和士卒，每人皆背负柴薪塞河。当时，地处东郡的百姓皆以草为炊，柴薪很少，因而只能忍痛割爱，砍伐淇县西北卫国名园淇园的竹子作为楗。黄河决口时司马迁才十四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七岁，正当壮年，有幸参加了负薪塞河的伟大壮举。然而初次堵口未能成功，汉武帝非常伤感，作《瓠子歌》两首。

其一曰：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旰旰兮闾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

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其二曰：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

搴长筊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

试想一下，数万人背负着柴薪，一边塞河一边慷慨悲歌，这该是何其壮观的一个场面啊！为害二十余年的黄河瓠子决口，在汉武帝的身体力行下终于被堵住了。汉武帝激动不已，在河堤上筑宫纪念，取名宣房宫。

司马迁与汉武帝一样感伤，他的感伤化成了《史记》中不朽的名篇《河渠书》。

公元前108年，在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接任太史令。

那段时间，司马迁就窝在当时的国家档案馆“石室金匮”中，潜心缀集《太史公书》。可是出乎今天很多人意料的是，司马迁突然放下手头的工作，跑去修订《太初历》。很奇怪是吧？

这事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太史令是 掌天文、历法、 祭祀 及修撰史书 的官员。直到魏晋以后，修史之职方划归著作郎，太史只掌历法。修订历法乃职责所系。而司马迁的这个太史令也绝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当，更不像渑池相会中秦、赵的那两个御史那样，只要上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与“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便可万事大吉。作为一名合格的太史令，必须得是个通才，没有两把刷子不行。

       公元前104年，在司马迁等人的提议下，汉武帝命令中大夫公孙卿、上大夫壶遂、太史令司马迁，以及治历邓平、长乐司马可、酒郡侯宜君等人议造汉历。朝廷征招方士唐都测量周天各部的星宿度数，并由通晓农、医、天、算的巴郡人落下闳运算制历，经过实测检验，日辰星度得与夏历相同，《太初历》制成。为示纪念，汉武帝改年号为太初，公元前104年为太初元年。

《太初历》规定一回归年等于365.25016日，一朔望月等于29.53086日，一回归年为一年，一朔望月为一月，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首次记录了五星运行的周期，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并根据天象实测和多年来史官的记录，得出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因朔望长为29又43又81日，故称八十一分法，或八十一分律历。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这个历法在农历（即夏历）中一直沿用至今。

造历也并非小事。在古代，历书除了用于指导农事，还与封禅一起被用来申明君权神授。从三黄五帝时起，对这项工作就非常重视。尧在禅位给舜时，语重心长地说：“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也用同样的话告诫禹。而自古“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所以每逢改朝换代总会更改历法，改变服饰崇尚的颜色。

可是这样重大的事情居然被耽搁了。战国时诸侯纷争，无暇顾及治历的事。秦朝时日太短，没有腾出手来搞。汉朝建立后，刘邦自认为得了水德，沿袭了秦朝的历法和服色。汉文帝本有机会纠错，可是又让丞相张苍给贻误了。所以，西汉初年沿用的仍是当初秦国使用的《颛顼历》。

西汉建立都102年了，还没有自己的历书，这怎么能行？“职责＋使命”，这就是司马迁倡议编制《太初历》的原因。

修订完《太初历》，司马迁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编纂《太史公书》了。

由成年后云游江淮、中原，到奉使西征，再到跟随汉武帝巡行各地，然后到在石室金匮搜集资料，二十年的时光就这样一晃而过。司马迁已经等待得太久了，那风起云涌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推波助澜的谄媚奸佞邪恶之徒，说不完道不尽的世间悲欢、祸败乱亡、离散聚合，混合着三千年的沧桑激荡与爱恨情仇，在司马迁的胸中无休止地咆哮、涌动、翻腾着。他的胸腔早就鼓胀得像一面大鼓，他正像那十月怀胎、满怀期待的孕妇那样，急切地盼望着涅槃，哪怕是毁灭。

可是，上天似乎有意跟司马迁过不去，正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时，飞来横祸迫使《太史公书》的写作再次中断。如果说上一次中断带给他的是喜悦，那么这一次带给他的则是刻骨铭心的痛。让我们记住这个时间：公元前99年！这年秋天，汉武帝派遣 杂号将军 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铁骑，出祁连山讨伐匈奴。为了减轻正面部队压力，另派李陵率领在酒泉、张掖一带训练、驻防的五千荆楚弓箭手，出兵居延海以北牵制敌人。

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汉武帝已故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此人才干平平。他初征大宛惨败，再战汉武帝拨给他更多的人马。有多少？据传光是领兵的校尉就有五十余人。五十个纵队挤也把个小小的大宛国给挤破了，可是李广利又是围城，又是水攻，折腾了四十来天，才好不容易攻破外城。大宛人也很识相，杀死宛王毋寡，献出良马。李广利害怕重蹈覆辙，赶紧接过大宛人抛过来的橄榄枝，和他们订立盟约后撤军。好在前去接替友军攻打郁成（今吉尔吉斯斯坦奥什东北）的搜粟都尉上官桀很给力，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粮草官不仅打败郁成国，还一路追着郁成王来到了康居国。那些骑墙观望的小国这下子慌了，赶忙对汉军表示热烈欢迎，于是乎贰师将军李广利也就威震西域了。

让李陵策应贰师将军李广利，亏汉武帝能够想得出来。李陵手气有点背，没有摸到主牌不说，在完成任务，准备撤军时被匈奴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兵在浚稽山（约当在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山中段）包围。匈奴人调集左、右贤王的部队，共计八万骑兵围攻李陵。八万人对付五千人，还是骑兵对步兵，这仗根本就没法打。李陵且战且退，斩杀匈奴士兵一万多人，他们射光了箭，士兵也死伤大半，在连续作战八昼夜，跑了将近千里后，被围困在距离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一百多里的一条峡谷中。重围、箭尽、粮绝，没有援军，在走投无路之际，李陵选择了投降。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先前还喋喋不休称赞李陵如何勇猛、汉武帝如何圣明的满朝文武官员突然间懵逼失语。汉武帝忧心如焚，茶饭不思，在上朝时也闷闷不乐。但事情总得要收场，汉武帝征询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索性直言，说李陵是不得已投降匈奴，他必定会找机会报效汉廷。汉武帝心里已经在泣血了，平心而论，他也是同情李陵的，但作为大汉天子，他又怎能纵容这种投降行径呢？“你竟敢攻击贰师将军，为李陵游说！”汉武帝震怒，不及司马迁把话说完，就下令将他关进监牢。汉武帝的话只是个谜面，谜底其实就隐藏在字里行间：你是在鼓励贰师将军投降吗？

有个玩笑话说，历史上有许多骗子都成功转型成为政治家。汉武帝不是骗子，他只是想欺骗一下自己而已，他祈望得到安慰，可是等来的却是司马迁无情的指责。司马迁还是太单纯了，他接了烫手山芋不说，却还感情用事。感情用事也就罢了，还说得平铺直叙。史学只给了他忠诚，到底没教会他怎样去占领道德高地。他真应该静下心来向郦食其、鲁仲连、蒯通这些人学习，看看他们是怎样劝谏的。汉武帝忽然对司马迁厌烦到了极点。这个倔强的老头，他上班干私活不说，连一句好话都不想说。

补充说明一下：司马迁修史是个人行为，压根儿就没得到汉政府授意，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财政拨款。不单是汉武帝，当时有许多人对此都很不理解，跟司马迁一起编制《太初历》的上大夫 壶遂 就拿出《春秋》作为挡箭牌，劝他不要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壶遂说：“孔子在世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所以撰写《春秋》。他说的都是些关于礼的空话，只不过帝王把它当作宝贝罢了。现今社会清明，秩序井然，你能写出啥新鲜玩意，还是趁早算了吧！”

你猜司马迁是怎样回答的，他说：“是你说的这样，但又不完全是！况且史书并不局限于讽刺、贬抑，还可以载录帝王盛德、臣子功业，这是一种历史担当。我缀述旧事，整理家世传记，也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著作呀，你快不要拿它与《春秋》作比了。”一句看似尊敬的“唯唯否否，不然”顶得壶遂直咽唾沫。

事情的结局让人大跌眼镜，匈奴单于在得到李陵之后，把女儿下嫁给他。汉武帝这回是真的坐不住了，下令诛杀了李陵一家老小，司马迁也因此被判处死刑。应该说汉武帝在此事的处理上还是比较公允的，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也如实作了载录，他甚至说，陇西一带李氏的门客都深以李陵为耻。但司马迁终究解不开这个心结，他的浑身上下都写满了可爱和天真。

慷慨赴死对于把大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司马迁来说并非难事，但是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还不能死，他必须选择生，让生命的意义“重于泰山”，而不是“轻于鸿毛”。按照汉朝的刑法，免除死刑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拿出五十万钱赎罪，一种办法是接受腐刑。五十万钱不是个小数目，它是一个千户侯两年半的收入。司马迁拿不出这么多的钱，为了完成《史记》，他只能忍辱接受腐刑。腐刑就是宫刑，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这对司马迁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由汉武帝精心策划的这次讨伐匈奴行动，最终演变成为李陵夷三族，司马迁遭受腐刑的闹剧。

有关这次牢狱之灾的记载少之又少，司马迁本人也只是在《太史公自序》里面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除过宫刑，这句话传达出的另外一个信息是：公元前106年，司马迁动手写作《太史公书》。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还有杜周这条线索，我们不妨从《酷吏列传》中揣摸一下当时的情形。

杜周是南阳杜衍县人，师从张汤，表面看似老实，实则心狠手辣，人送外号“内深刺骨”。更为重要的是，杜周挖料能力超猛，皇上要他办成什么样，他就能够办成什么样。杜周的一个门客批评他目无法纪，眼里只有领导，他竟赤裸裸地说：“老皇帝定的叫律，新皇帝定的叫令，法律不都是领导制定的！”

杜周担任司法部长那阵，光是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就办了一百多人。这个效率可比秦二世高多了。秦朝只有三十六个郡，也没听说秦二世将郡守给办完了。汉朝较多，设了一百多个郡，杜周就抓了一百多人，平均每郡一人。至于地方和其他部门上报、移交过来的案子就更多了，一年有一千多个。这些案子大则牵连百人，小则牵连数十人。杜周办案的方法也很操蛋，案犯只需按照起诉书上说的签字画押就行，不签字就大刑伺候。司马迁落到这样的人手上，皮肉之苦自是逃脱不了。我无法想象一个柔弱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刻板、残酷的狱吏时会是什么样子？他会不会也像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季布等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老前辈一样，一看到狱吏就叩头，在小小的狱卒面前也吓得大气不敢出。不敢想，真的不敢想啊！

但肉体上的折磨相对于精神上的屈辱又算得了什么。在司马迁的眼里，受辱由让先祖蒙羞开始，依次可以划分为十等，而最下等的就是宫刑，比毁伤肌肤、砍断肢体还要厉害，可谓是受辱的顶点。每每读《报任安书》，我都似乎能够看到司马迁披头散发，绝望地拍着蚕室的墙壁号啕：“我是宦官吗？我是——宦——官——吗——？”司马迁不止一遍地追问自己，他渴望有人能给出他一个明确的回答。可是他失望了，他得出的结论是：我是宦官！他成了一个假男人，一个另类，他把自己从士大夫的序列中开除了。他说：“自古以来人们就看不起宦官，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接受了宫刑。从前卫灵公和雍渠同乘一辆车子，孔子不甘居于其后，就离开卫国到陈国去了。商鞅通过景监引荐，赵良为之不齿。赵谈给汉文帝作参乘，袁盎看到后很愤怒，直接拦驾劝谏。”

寂寞的蚕室恰像是一座结满灰尘和游丝的蚕房，司马迁在里面做了一副巨茧，将自己牢牢地缚住。从此，他的生活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他断绝了与朋友交往，生怕有人再提起那段伤心的往事。即就是做了中书令，他也觉得没有颜面推贤进士。他开始用卑怯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他甚至觉得，从前许多自认为美好的东西也都不再那么美好。他说：“太史令这个官职，和负责占卜祭祀的官差不多，都是供皇上戏耍的，与倡优没有本质区别。”他每日能做的只是以泪洗面。就是呆在家里也恍然若失，外出就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戴盆望天的无望，再加上怀才不遇，更加增添了司马迁的苦痛。我相信只要是读过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的人，都会为之动容。

让司马迁想不通的还有，他和李陵没有什么瓜葛，连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杯酒都没有，他完全是欣赏他的国士风度，出于公心才仗义执言。事情果真是这个样子吗？答：不尽然！韩城民间传说司马迁的妻子柳倩娘是天水成纪（今甘肃 静宁西南 ）人，系西汉名将李广的外孙女。柳倩娘生得闭月羞花，诗画也很在行，在外祖父家探亲时与司马迁一见倾心。岂料李广利从中插了一杠子，想纳她为妾。柳倩娘为摆脱李广利的纠缠，毅然追随司马迁游历各地，与他结为伉俪。《太史公书》完成后，柳倩娘为保藏史书，改名换姓遁入空门。你看，这个可爱的老头，他是不是还有那么一点的狡黠。

除过柳倩娘，司马迁身边还应该有一位女性，她就是侍妾随清娱。随清娱是西汉平原郡人，生得美艳绝伦，从十七岁时起就跟随司马迁外出游历。如果说柳倩娘是那种知识女性，那么随清娱就是极富生活情趣的小女人。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形影不离地陪伴左右，司马迁该是何等幸福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司马迁在游历同州（治在今陕西大荔）时被征召回京师，而随清娱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同州距离长安并不算远，坐马车也就一天的路程，可是他们此别竟然成为了诀别。

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大胆的猜想，在司马迁与柳倩娘和随清娱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并最终导致他们分开。一个被爱情宠惯坏了的女子，又怎能忍受得了那分别的冷清？随清娱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司马迁的归来，可是她等来的却是司马迁遭受腐刑的消息。司马迁出狱了，他一门心思都在著书，还是没能来看她。书好不容易写完了，司马迁也离开了人世。他就像是一枝铅笔，一点一点将自己写进了书里。书著完了，他也香消玉殒。随清娱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悲愤而死。

这样有韵致的女子，这样凄惨的结局，实在令人唏嘘不已。但这些并不影响随清娱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她一次次地走进文人墨客的梦里，为他们演绎着红袖添香的故事。在他们那里，司马迁是因为她而不朽。正是“百年而魂现于文士之手，甚香。清娱至今如生也。龙门于是乎不腐矣。”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在梦中与随清娱相遇，欣然提笔为她题写了墓志铭。碑文曰：永徽二年九月，余刺同州，夜静坐于西厅。若有若无，犹梦犹醒，见一女子高髫盛妆，泣谓余曰：“妾汉太史司马迁之侍妾也，赵之平原人，姓随名清娱。年十七事迁，因迁周游名山，携妾至此。会迁有事去京，妾缟居于同，后迁故，妾亦忧伤，寻故，葬于长乐亭之西。天帝悯妾未尽天年，遂司此土。代异时移，谁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将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铭墓，以垂不朽。”余感悟铭之。铭曰：“嗟尔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终厥志。百千亿年，血食于斯。”碑文以托梦的形式，向人们再现了那段鲜为人知、美丽凄婉、令人肝肠寸断的爱情故事。

支撑司马迁顽强活下来的，除过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之外，就是这令他夙夜牵挂、担忧的《太史公书》了。他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是爱情和先贤引领着他逐渐走出了黑暗。

公元前97年前后，汉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担任了中书令。 中书令是“中书谒者令”的简称，汉武帝时设置，由宦官担任，掌收纳尚书奏事、传达皇帝诏令。 司马迁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太史公身份出任中书令的第一人。在别人看来这是“尊宠任职”，但对于将荣辱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司马迁来说，这却是莫大的羞辱。他只是发愤著书，直至公元前91年，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太史公书》得以完成。

大约公元前90年，司马迁走完了他辉煌、悲壮的一生。直至去世，司马迁也没能走出宫刑带给他的屈辱。

《太史公书》就是《史记》，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 。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时期，共三千多年的历史，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我国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其中“本纪”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记述礼乐、历法、天文、水利、经济等方面内容。“世家”记述诸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本纪和列传是《史记》的主体。

这种自报家门式的介绍是不是让人有些云里雾里？伟大其实就隐藏在简单的背后。《史记》在谋篇布局上就有着大智慧。拿本纪来说吧，它其实是一部帝王简史。秦和汉还好说，秦朝只传了两世，汉朝从刘邦到汉武帝是五世。但夏、商、周就有点多了。如果每个帝王都立传，很有可能将本纪写成《帝王族谱》。世家和列传也是这样，这样一一载录下来，还不写成了《历代国君录》与《远古名人录》。尤其是列传，有心按品衔分吧，又不是编写《官员花名册》；按专业实力写吧，又找不到技术职称作依据。因而写谁不写谁，怎样写都很伤脑筋。

司马迁中在《史记·太史公序》中逐一介绍了自己创作的想法，看似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实则对我们的阅读和理解大有帮助。他说：“黄帝尊崇天道，其他四帝虽然法度不一，但均功丰德美，万世流传，作《五帝本纪》。夏、商、周三代建立初始，均是德业隆盛，但相传到后来也就没落了，作《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人的历代先祖多有功业，并开创了帝业，作《秦本纪》。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江山，作《始皇本纪》。项羽接续项梁成为反秦的一面旗帜，实乃无冕之王，作《项羽本纪》。至于刘邦、吕后、文帝、景帝和当今皇上，他们各有千秋，作《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与《今上本纪》。世家和列传则完全以贡献和影响为取舍原则，环绕着北极星的二十八宿就好比环绕着北极星的二十八宿，支撑着车毂的三十根车辐，运行无穷，辅佐皇帝的重臣，忠信行道，他们就是世家要记载的对象。而那些仗义而行，风流倜傥，抓住了历史机遇，功成名就之人就是列传的主人公。

在写法上，就要更花费些心思了。那些帝王诸侯、王侯将相的事迹总是互相交织在一起，你总不能处处都记吧？集中记在某几个人身上，其他人物的形象又会显得单薄。单传、合传、类传的灵活把握，互见法的运用，让每个人物都显得生动鲜活、有血有肉。总体看，本纪排在最前面，它构成了全书的总纲。由《五帝本纪》开始，有如波浪般层层推进，梯次展开，一步步将人引向了烟波浩渺的大海。

解决了结构和写法，剩下的就是观点了。司马迁是站在平民立场上，由下往上看，因而他眼中的历史更加真实与客观。他提倡有道伐无道，不唯国君独尊，主张“大一统”思想，不惜笔墨为儒生、循吏豪杰、游侠、刺客、商人乃至酷吏、日者、优伶立传，为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等被认为是蛮夷的少数民族立传，也为西域诸国立传，他甚至将项羽与吕后纳入了本纪，将孔子 、陈胜 纳入了世家之中。 他记礼、记乐、记律、记历法、记天文、记封禅祭祀、记水利、记平准政策，无一不足。 司马迁恰像是打扮自己心爱的孩子似的，精心描绘着《史记》。这部倾注了他毕生心血的史书五体通会，多维透视，旁现侧出，观点鲜明，无论是它宏廓的画面，深邃的意蕴，还是那通篇弥漫的浓郁的悲剧气氛和强烈的传奇色彩，无不让人折服。司马迁本人对他撰写的这部史书也很满意，他说“天下遗文古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言语之间充满了骄傲和自负。

这样的历史观自然很难让那些自诩“正统”的儒家人士接受。司马迁似乎早就预料到《史记》命运多桀，在生前便对它的保存做出了安排。他直言不讳，已将《史记》正本藏之名山，只留副本在京师，他的著作主要是“俟后世圣人君子”。在司马迁死后，他的史书在社会上开始小范围流传。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上书朝廷，请求公开发行《史记》，汉宣帝准许。在尘封了二十余年之后，《史记》终于重见天日。王莽执政时，找到了司马迁的后人，封其为史通子。

但是《史记》一经面世，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礼遇”。 《汉书·司马迁传》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意思是说，《史记》用黄老之术对抗儒家正统思想，有思想倾向问题。不仅如此，它还推崇游侠，不利于治世；里面的《货殖列传》是唯金钱视人。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商人在古代是不入流的，司马迁却要破天荒地为他们立传。《史记》遂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成为了对抗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

黄老之术秉承道家思想，是道、法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早在公元前134年，司马迁十二岁的时候，汉武帝就已经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但是司马迁父子却顽固地使用已经过时的黄老之术来解读历史，这是《史记》被列为禁书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因。

在一片否定的声音中，也有积极的回声。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学者扬雄评价《史记》说，“皆称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晋代张辅、陈寿、南朝刘勰也都对《史记》给予了肯定。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但是，在指责声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个时代，他们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而且他们将《史记》与其他的史书放置在了等同的位置。

唐朝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对传播《史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现代作家鲁迅更是将其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

《史记》的命运正像是司马迁本人的命运一样不可捉摸。

司马迁虽然去了，但是围绕着他的故事远未结束。

新莽末年，关中大乱，相传司马迁的后人为了避乱，离开西高门村躲避到了西北方向的老牛坡，长门改姓“同”，次门改姓“冯”。村名先叫续村，后叫徐村，暗指司马迁留下了两支人。村里有两块石碑，记载了改姓之事。直至现在，在这个千余口的村落，仍然只有冯、同两姓。

两千多年过去了，司马后裔们对当年司马迁遭受的宫刑之辱仍旧难以忘怀。在徐村村北的山脚下有一座古石牌坊，上书“法王行宫”四个字，倒过来念又成了“宫刑枉法”。两边的对联是：错隐错隐错错隐错隐辨不明；真假真假真真假真假分不清。这是后世子孙在为司马迁鸣不平。

司马迁祠就坐落在徐村脚下芝川镇东南的高岗上，建于西晋年间的公元310年。在祠墓脚下，正好是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有名的少梁之地——一个洒下了无数英雄梦想和泪水的地方。司马迁安葬在这里，或许是他最好的归宿。由韩奕坡下漫步而上，那林立的古柏、凹凸不平石板路以及高入云天的石阶，无不让人肃然起敬。而那静卧在高岗之上的祠墓，也写满了庄严肃穆，静静地等待着千百年来人们的朝圣。

自晋唐以来，前来凭吊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留下了不少诗文与石刻。具有代表性的有宋人秦观的《司马迁》、张昇的《司马太史墓》等。由于认识上的局限，这些诗文大多充满了伤感，如果将这些石刻接续起来，则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典型的如北宋治平元年韩城知事李奎的那块《司马太史庙》诗碣：

生在龙门境，葬临韩奕坡。

荒祠临后土，孤冢压黄河。

芝水愁声远，梁山惨色多。

一言遭显戮，将奈汉君何！

到了清人宋和宁那里，所有的同情、伤感业已转化成为崇敬与赞美：

芝川烟雨幕平庭，司马坡前拜汉墟。

蚕室至今遗恨在，龙门终古大名余。

翼经左氏堪争座，续传班生敢近居。

河有波澜史有笔，世间多少未成书。

然而宋和宁的赞美依然是有限度的，在他的眼里司马迁仍需与左氏争座，也只是比写《汉书》的班生强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定位是这样，蚕室当然就留有遗恨了。

现代诗人田汉的《访太史祠司马迁墓》，将太史公与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联系了起来，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郭沫若更是对司马迁和他所写的《史记》，做出了高度评价，全诗如下：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韩城人对司马迁有着特殊的感情。从很早的时候起，徐村人在每年的清明节，都要在村里的汉太史遗祠举行祭祖活动。祭祖活动中有一出雷打不动的“跑台子戏”。就是在“法王行宫”的戏演唱到高潮时，人们不约而同地向村内的九郎庙与汉太史遗祠方向跑去，演员也不卸装，将所有的道具通通带走，不留一点蛛丝马迹。

据说某年清明节前一天夜里，村人正聚集在坟前为先祖唱上坟戏，突然听说钦差直奔村上而来，人们害怕官府追查，紧急撤离现场。后来钦差到了才知是虚惊一场，原来当朝皇帝汉宣帝准许《太史公书》公布于世，特意派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向家乡报喜，于是大家重新登台演唱。“跑台子戏”被特意保留了下来，一直流传至今。

2005年，在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之际，陕西电视台直播了大型纪念活动《风追司马》。民祭史圣活动逐步由群众自发祭祀，演变成为我国继祭黄陵、孔子之后的第三个大型祭典活动。每年清明节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都会聚集到这里，共同寻求和追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光辉和中国文史品格的光辉”，祭典活动被赋予了特殊涵义。就这样，形而下的司马行迁去了，形而上的司马迁却越发高大起来。

他就是这样一位可叹、可爱又可敬的老头儿。他博学多识，关键处却说不好一句话；看轻生死，却只能接受令他极耻大辱的宫刑；珍视友情，却惴惴然不敢推贤进士。他没有钱，没有朋友，身负高才，看似万众仰慕，实则内心卑怯。他矢口否认与李陵的关系，口口声声称自己为宦官，但却从未放弃历史担当，忍辱著史，并最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扬名于万世。

对于这样一个高贵、倔强到“冷艳迷人”的老头，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敬仰和热爱呢！

〔参考资料〕 《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河渠书》《西南夷列传》与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