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身边的傅是谁)

这是1949年8月的一个夜晚。

司徒雷登坐在南京美国大使馆舒适的房间里，心情沉重。明天，他将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不可能再回来了。南京夏日的夜晚沉重得很，他听得见换了主人的南京城的喧闹，听得见静悄悄的使馆里传来夜鸟的低鸣。

中国改换了天地，司徒雷登无所事事，只得离去了。数十年的往事一时间扑面而来，73岁的司徒雷登时无法平静下来。他回忆起江南水乡的秀丽。

1876年，他降生在美丽的杭州，在那里度过了12年光阴。那时他像个中国孩子一样嬉戏游玩，熟悉杭州的大街小巷，熟悉乡下平坦的水田，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

那个金色的童年如今离得那么远，使他难以清晰地记起。但他会记得30岁时再回杭州传教的情景，那是1906年的事。说起来他该是第二代传教士了。

司徒雷登是近代第一代外国侨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就是美国传教士，那时新教传教士们大都在中国生儿育女。这些生在中国的孩子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很多人成了中国通，成了传教士、商人、外交官，一生与中国打交道。司徒雷登继承了父业，从此一生与中国结缘。

这一夜，司徒雷登会记起北京西郊宁静的燕京园。他在那里度过了20余年，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付诸燕京大学。

1918年，司徒雷登被聘为燕京大学校长。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不同的是它是一所国际性的教会学校。正是筹办和建设燕京大学，使司徒雷登走上了人生的又一台阶，由此而名闻天下。

20世纪初叶，要在中国建设一所新式大学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当时教会大学已遍布南北各地，司徒雷登有自己的设想，他要把燕京大学办成独树一帜的学校。

司徒雷登最重视文科系的发展。燕大的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拥有差不多20个专业，他为此而感到骄傲。那时他最支持新闻系。师生们成立了燕京通讯社，出版《燕京新闻》、《平西报》等报纸。系里经常聘请名记者来学校讲课。

司徒雷登还记得埃德加·斯诺，那是个思想敏锐的人，高高的个子，他就是从燕大去延安的，并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新闻系的学生们就在那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成为中国近代新闻业的骨干力量。

燕大还有著名的社会学系。司徒雷登试图通过社会学研究找到解决中国农村社会难题的钥匙。燕大的师生们积极参加了二三十年代的农村平民教育运动和农村改良运动。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农村的革命行动，给予国民党统治带来巨大威胁，司徒雷登正是要为国民党政府寻找对策。受过正规训练的燕大师生拥有自己的实验站，经常参与农村改良计划。在许多国民党乡村建设基地上都能看到燕大学生。

燕大的发展带有司徒雷登的个人色彩。他是生在中国的美国人，因此对国际性文化带有特殊的感情。那些年里，司徒雷登欣然看着燕大从研究中国社会走向国际文化领域，他的愿望是在燕大培养出国际一流的学者。

他不会忘记在燕大的日子，阔大的校园里绿树成荫，点缀着一座座精致的小楼，司徒雷登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也熟悉几乎所有的燕大师生。他给他们施洗、证婚，参加他们的生日庆典，也主持丧礼，他要每一个师生都感到他的存在，感到这个学校是司徒雷登办的。

几年前，当他身处日军集中营的时候，也这样想过燕大。那是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处在沦陷区的燕京大学处陷绝境。

自落入日军之手，司徒雷登就一直为燕京大学的前程担忧，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想起来，该是在中国最苦最难的日子了。那一段生活使他关于北京的记忆变得苦涩。

今夜，他独自坐在屋里，灯光的阴影罩住了他的脸。对北京、对燕京大学，那是一种长久的情感。燕大是教会大学中的精华，在近代教育史上有着显眼的位置。学校出名，校长也跟着威风起来。

司徒雷登成了著名的教育家，成了中国通。他向美国政界提出种种建议，以个人力量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他也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出谋划策，帮助蒋介石稳定局势。

“七·七”事变，日本人进了北京城，美国那时还保持中立，教会大学虽然境况不好，但日子总还能过下去。司徒雷登频频往来于日蒋之间，成了特殊的使节。

然而好梦难长，到1941年年底，一切都结束了，司徒雷登和一大批美国人被关进了日军集中营。随着抗战的胜利，司徒雷登走出了集中营，再度活跃起来。

重新恢复的燕京大学开学了，司徒雷登又回去做了校长，不过这一回时间很短，到了1946年的夏天，他离开工作了近30年的燕京大学，到了南京，任美国驻华大使。

这位古稀老人被美国政府看中了。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人正在兴头上，他们决定实施新的对华政策。

马歇尔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要帮助蒋介石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美国人刚发足了战争财，蒋介石则在抗战时造就了一批精锐武装。美国人出钱，蒋介石出兵打天下，是最好的设想了。

马歇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具体实施他的对华政策，他想起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与蒋介石私交甚深，熟悉中国的上层，熟悉中国的学界、文化界。

他生在中国，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了解中国的农村、城市，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在中国社会各界有着良好的形象，“爱美国也爱中国”，又坐过日本人的监狱，是新任大使的最适合的人选了。这年7月，总统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新任驻华大使。

那天他离开北方到南京就任时，是绝对没有料到会有今夜的事。他对南京这个地方同样不陌生。虽然已经离开20多年了，但他没有淡忘。现在算起来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

1908年，司徒雷登应聘到金陵神学院教书，就在南京安了家。当时他32岁，在学院里教授希腊文。南京后来是民国的首府，自然非同寻常，给司徒雷登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事有凑巧，辛亥革命后，金陵神学院关门，司徒雷登一时无事可干，便做美国合众通讯社的特约记者。当时民国政府刚刚成立，急需对外树立形象，司徒雷登遂与国民党上层多有往来，为后来办学、从政打下了基础。

司徒雷登重回南京的那个夏天，蒋介石也正踌躇满志，要彻底消灭共产党，他的最大靠山就是美国政府。他需要美国人的金钱、武器，因此他也需要司徒雷登的帮助。

面对这位多年的朋友，司徒雷登后来的作为多少有些私人感情在内，并非完全的公事公办。他要求美国政府为蒋介石提供源源不断的援助，内战几年，美援是蒋介石得以支撑的关键。

司徒雷登建议蒋介石加紧“乡村建设”，他很清楚能否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是蒋介石成败的关键，防共、反共的根本在于农村改良的成功与否。为此他提议蒋介石建立一支具有饱满热情的干部队伍，以保证改良工作的实施。

就是在这间屋子里，一千个日日夜夜，司徒雷登悲哀地看到自己的努力化为泡影，看到美国的政策一项项归于失败；看着蒋介石东跑西逃，却一日甚于一日的垂头丧气。他始终没有明白，是人心的向背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结局，决定了中国的前途。

几个月前，当解放军的炮火烧亮了半边天时，司徒雷登还抱着一线希望，或许这并不是蒋介石的最后归宿?蒋介石跑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跑了，司徒雷登却没有走。他是大使，要听命于政府。但眼睁睁看着自己支持的政权在一夜间崩溃掉，该是什么滋味?

这是在南京的最后一夜了，这是在中国的最后一夜了。那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给他办完了出境手续，他坐在对面，一点也没有昔日架子，或许是因为中国人恢复了自己的尊严的缘故。

这个不眠之夜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司徒雷登悄然离开了南京。三年前上任时他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离开中国吧。

回到美国的司徒雷登日子并好过。司徒雷登回国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宣告失败， 没有什么根基的司徒雷登就成了“替罪羊” ，其实，司徒雷登就知道了自己成为对华政策失败的“罪人”一事。

已经70多岁的司徒雷登受不了这样的刺激， 三个月后就中风瘫痪了。

因为常年生活在中国又把自己的所有积蓄放在了燕大的建设上的关系， 司徒雷登在美国并没有社保，他只能每个月依靠600块的救济金生活。

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过得十分凄惨。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于美国华盛顿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