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是哪个朝代(国子监官职一览表)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的中央教育管理机关和全国最高学府，一般也就是中央官学的代称。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统治北中国一百余年，号称 “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 也不例外地设有国子监。
关于金代国子监的设立时间，史料中有明确记载。《金史》卷5《海陵纪》:天德三年(1151)正月 “甲午，初置国子监” 。卷51《选举志一》: “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 。现已出版的各类金史、教育史专著以及有关论文，在谈到金代国子监时，也无一不是从天德三年开始讲起。
金代建国之初，定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统治重心亦在东北地区。 当时在上京和其它几处陪都如西京(大同府)、中京(后改北京大定府)也设有学校，但却不是汉族封建王朝传统的国子监学，而是为推广普及女真本民族语言文字而设立的女直字学。
按金代女真文字最初由完颜希尹制定，颁行于太祖天辅三年(1119)八月。根据现有材料，最迟在太宗天会元年(1123)，女直字学已经设立。《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 “天会中选诸路女直字学生送京师，良弼与纳合樁年皆童卯，俱在选中。……年十四，为北京教授，学徒常二百人。” 卷92《曹望之传》， “天会间，以秀民子选充女直字学生。年十四，业成，除西京教授。” 可知当时的女直字学课程比较简单，故二人卒业后年仅十四，即能出任教授。并且像曹望之这样的汉族子弟亦能入女直字学学习。
我们在这里专门提到金初的女直字学，不仅因为后来继踵而立的女直国子学成了金代国子监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校的设立，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创。其后元代广设蒙古字学，显然与金朝的影响不无关系。
天会十三年(1135)，熙宗于上京即位，参唐宋制度改定制。《大金国志》卷9《熙宗孝成皇帝一》记其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4绍兴五年春正月条略同)，专门提到 “国子监官不设” 。当时未设立的机构很多，何以唯独提到国子监不设呢?
查《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所引洪皓《文具录》记载得就比较清楚了。洪皓说: “国子监旧在燕京，亦不设。” 如洪皓所言，则金初一度燕京设立过国子监。情况果真如此吗?答案是肯定的。《孔氏祖庭广记》卷3《崇奉杂事・金》记载:
“天会五年(1127)，睿宗为右副元帅，驻燕京。虽戎马未息，首建太学，修国子监。”
按睿宗即金世宗之父宗辅，后追封为帝。《金史》卷19《世纪补》: “天会五年，宗望薨，帝为右副元帅，驻兵燕京。十一月，分遣诸将伐宋。帝发自河间，徇地淄青。 ”可知天会五年宗辅的确有一段时间驻兵燕京。燕京在辽为南京，属五京之一，曾设立过较高级别的官学。
《辽史》卷13《圣宗纪四》:统和十三年(995)九月， “以南京太学生员寝广，特赐水硙庄一区。” 根据残存史料，辽在上京、西京、中京都设立过国子监，南京可能也不例外。那么宗辅大概就是在辽代学校的旧址上修建国子监(或太学)的，至少也是受到了辽代制度的影响，尽管他设立的国子监事实上并不具备中央官学的性质。以后这一国子监也再罕见记载，不知究竟存在到什么时候。
熙宗自幼汉化较深。 “所与游处，尽文墨之土”，“尽失女真故态，……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 他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倾向于汉族传文化的措施，除改定官制外，还包括诸如改进科举制度，续封孔裔为衍圣公，亲祭孔庙等等。他并且对臣下说 “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政治，皆由是也。” 不少研究者认为:若不是后来朝中内乱频仍，熙宗是可能在他的统治时期迁都燕京的，其说颇具见地。进一步分析，很多加深汉文化的改革措施，包括设立国子监在内，实际上都到了逐步提上日程的时候。皇统九年(1149)，熙宗遇杀，一系列未完成的任务，都交给杀害他的海陵王完亮去完成了。到天德三年，金代终于正式设立了自己的中央官学。
金代国子监的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海陵王天德三年，设国子监。《金史・选举志一》记载:当时国子监下只设一所学校，即国子学。学生二百人，其中 “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 。学生有严格的身分限制，只 “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 和 “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 才有资格入国子学。其中年不满十五者入小学。
又据《金史》卷56《百官志二》，国子监设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为正副长官，下设丞二员(从六品)。国子学中设博士二员(正七品)， “分掌教授生员，考艺业” ;助教二员、教授四员(并正八品)， “分掌教诲诸生” 。关于海陵王时期的国子监，史中具体材料较少。但有一点可以背定，它基本是面对高级官僚贵族子弟开设的。
这一时期，国子监的规模有了很大扩充，主要体现在学校的设立上。
首先是太学的设置。《金史・选举志一》， “大定六年(1160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 根据现有材料看，终世宗一朝，太学都只有一百六十人，増至四百人是章宗即位以后的事。《选举志一》载大定二十九年(1189)章宗初即位时百官议事状云 “太学所养止百六十人” ，可以为证。
但太学生的入学资格，估计前后不会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大定太学的一百六十名学生中，应当既包括五品以上官的兄弟子孙，又包括 “曾得府荐及终场人” 。后者一般指参加科举考试殿试落选的举子，它是不带有什么等级身分限制的。
总之，世宗朝太学的设立，虽然人数有限，但却打破了高级官僚贵族子弟对中央官学教育的垄断，在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太学的职员设置，据《金史・百官志二》，包括博士四员(正七品)和助教四员(正八品)。与国子学相比，多出博士、助教各二员，而未设教授。
其次是女直国子学的设置。金初曾在上京等一地方设立过女直字学。但经熙宗、海陵王两朝，女直字学日趋衰微，从现有史料看已几乎湮没无闻了。世宗完颜雍不同于他的两位前任，他非常注意保存本民族文化，竭力阻止女真人日渐融化到汉族中间的趋势。基于这种思想，他采取了大力振兴女直学的指措施。
《金史・选举志一》女直学7条记载：
“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略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1173)，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
由此可见，女直国子学基本是仿照国子学制度设立的。其内部职员设置，史籍缺载，已难考定。元代蒙古国子学之上设蒙古国子监作为教育管理机关，而金代则只有女直国子学，没有女直国子监，估计女直国子学是隶属国子监管辖的。《金史·百官志二》记载章宗明昌二年(1191)国子监曾增设監一员， “兼提控女直学” ，可为佐证。有的研究者认为，(金)国子监自大定十三年而后，三学鼎足，各专其业。其说可能是成立的。
再其次是女直太学的设立。《金史》卷8《世宗纪下》:大定二十八年(1188)四月 “癸末，命建女直大学” 。据施国都《金史详校》卷1，“大学”当作“太学”。然此事不见于选举志和其它材料。《金史》卷10《章宗纪二》:明昌四年(1193)四月 “辛亥，右丞相(夹谷)清臣率百官及耆艾复请上尊号，学官刘现亦率六学诸生赵楷等七百五十九人诣紫宸门请上尊号。” 五年十月 “壬寅，右丞相清臣复请上尊号，国子祭酒刘玑亦率六学诸生上表陈请。” 这里两次出现“六学”一词，颇令人费解。施国祁认为“六学”是指 “国子学、太学、府学，及女直亦有三学。” 其说如成立，则可为女直太学设立的一个旁证。那么到大定末年，国子监下可能就辖有四学了。
如上文所述，我们暂且断定到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之时国子监下辖四学，即国子学、太学、女直国子学、女直太学。章宗以下，国子监的演变又出现了新趋势，即太学独盛而其它三学日浙衰微。
太学的规模在章宗时有了明显扩大。《金史》卷9《章宗纪一》:明昌二年(1191)四月“戊戌，增太学博士助教员”。此事《选举志》、《百官志》均未载，所增员数不详。太学生人数也由世宗时的一百六十人增加到四百人。《大金国志》卷20《章宗皇帝中》记载:
“承安四年(1199)二月，诏建太学于京城之南，总为屋七十有五区，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赐书，东序置三代鼎俎豆、敦盘、尊罍，及春秋释合用祭器。于是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入学受业，每季临观、课其优劣。学徒甚盛，诸生献诗颂及者四百人。”
这条材料不见于《金史》和现存其它史籍，然必有所本，当非社撰。特别是最后一句提到诸生四百人，该与《金史・选举志一》所言太学人数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吧。因此我们也不妨假定《选举志》所载 “后定……凡四百人” 就是在承安四年。
相形之下，国子学、女直国子学、女直太学在史料中出现得就越来越少，看样子最后已几乎到名存实亡的境地了。女直国子学和女直太学为醉心于本民族文化的世宗所建，而章宗以下诸帝对世宗那一套并不热衷，因此它们的衰微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至于海陵王建立的国子学，大概终金一代一直也没有太兴旺过。按制度，只有上层贵族官僚的子弟才能入国子学。事实上这些入仕出官很方便，不一定非要入国子学读书不可。元好问即云:
“维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为最广，而出于任子者十之四。”
世宗建立女直国子学、女直太学，国子学吸收上层女真贵族子入学的 机会就更少了。南渡以后，近侍局官权重，“多以贵戚、世家、恩幸者居其职”，“皆膏梁子弟 ”。实际上，我们甚至很难在史料中找出哪一位金代的上层贵族官僚子弟在国子学读过书。可见国子学的衰微，也是带有很大必然性的。
太学的情况则大不一样。金朝中后期，科举制度日渐完备。身份低微的汉族士人大都视科举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千方百计想进入太学读书，为应试打基础。隋唐以来门阀制度的崩溃也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以上就是有金一代国子监演变的大致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