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是谁提出的(三纲五常最早渊源于谁)
“仁”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孔子将其视为最高的道德境界。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中，五常直接源于孔子的思想，能为古今之人接受。三纲则饱受诟病，甚至殃及了整个儒学。这里要说明一下，三纲是儒学发展的产物，但不是直接源于孔子的思想，而是后人掺杂扭曲而来，背离孔子的思想。
孔子一生志在恢复礼制，为此周游列国十四年，尝尽艰辛，但终不为用。有人认为孔子就是一个拘泥守旧的迂腐老头，周礼已经被社会淘汰，他还要捡回来。此言差矣，周公制礼乐，明贵贱、辨尊卑，把中国带入了等级分明的贵族社会。春秋战国之时，底层命众开始觉醒，不甘再被贵族压迫，用于维护贵族身份等级和特权利益的周礼也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作为一个没落贵族，孔子自小生活与平民无异，他看得到礼制的不合理性，他所复兴的礼制也不是照搬周公。
周礼强调等级，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秩序是孔子赞成的，但他反对等级，强调的是仁。仁是礼的内核，礼只是仁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我对你以礼相待只是表面形式，我内心里对你表示尊敬才是真情实感。这就是礼与仁的关系。孔子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将仁推广到整个社会。并开办私学，把教育资源开放给平民百姓，这是孔子的进步之处。
孔子有意打破社会等级，但又想维护社会秩序，于是他弱化表面形式的礼，注重内心的仁。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乎云哉？乐云乐云，钟鼓乎云哉？（礼呀礼呀！说的是玉帛吗？乐啊乐啊！说的是钟鼓吗？）”。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即没有仁作为内在的礼乐是空洞的、虚浮的，不能称之为礼乐。所以最初的儒家思想没有流于形式的三纲。
君仁则民忠、父慈则子孝、夫专情则妻守贞。人与人之间秩序建立是相互的“仁”，而不是单方面的强迫一方服侍另一方的“礼”。孔子云“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也是这个意思。至于孔夫子那句被人诟病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具体解释还有争议，个人认为此处的女子是女中小人，而非全体女性。
孔子之后，亚圣孟子进一步弱化了礼，更多的强调仁，并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与君为臣纲完全背道而驰。汉武帝时，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的观念，这是三纲第一次出现在儒学思想中。
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提出的这一套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一统，而不是皇帝，在当时天下与皇权并不是重合为一的。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还提出了天对人君是仁爱的观点。天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人君刚开始犯错的时候天会降下一些怪异的事与灾害来警告人君，如果人君不以为然，依旧不知悔改，天就会弃他而去。反之，如果人君勤政为民，知错能改，天就会保全他。也就是说，人君并不值得臣民死忠，君对民不仁，民就可以对君不忠。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耗空了国力，天灾人祸不断，国家岌岌可危。一向霸道的汉武帝发布《轮胎罪己诏》向天下检讨谢罪，并痛改前非，罢边功，力图休养生息。这一转变的背后，体现了当时的人所公认的君民关系。
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莱芜山之南发出了像是有几千人在一起的喧闹之声，老百姓去看，只见有块大石自己竖了起来，有一丈五尺高，四十八人合围那么粗，入地有八尺深，另有三块石头作为大石的脚。大石自立后，有几千只白色的乌鸦飞下来聚集在它旁边。与此同时，昌邑社庙中已经枯死倒地的树居然又活了过来。上林苑中原已折断、枯萎倒地的大柳树竟自己竖了起来，重新获得了生机。有许多虫子吃这棵树的叶子，吃剩的树叶的形状像这样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眭（suī）弘是研习《春秋》的经师，任符节令。眭弘推衍《春秋》大意，认为：“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物，象征着处在下层的老百姓，而泰山是群山之首，是改朝换代以后皇帝祭天以报功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它们并非人力所为，这就说明要有普通老百姓成为天子了。社庙中已死的树木复生，这就表示以前被废的公孙氏一族要复兴了。”并说：“我的先师董仲舒曾经说过，即使有遵守文德的君主，也不会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汉家是尧的后代，有传国给他姓的运势。汉帝应该普告天下，征求贤能的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而自己退位封得百里之地，就像殷周二王的后代那样，以顺从天命。”眭弘有一个朋友担任内官长，替他奏上此书。大司马霍光看后大怒，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之罪将两人判处死刑。当时汉武帝曾孙刘病已因巫蛊之祸流落民间，早已不为人所知，眭弘误以为是公孙氏要得天下。五年后，汉宣帝从民间兴起，即皇帝位，就征召眭弘的儿子为郎。
眭弘一介草民，竟敢上书要皇帝让位寻访真命天子。这不是眭弘胆大不怕死，而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就是如此，天降异象，理当改换天子，只不过被霍光强势压制了。不过霍光只能压制一时，西汉到最后还是禅让给了符合儒家贤君形象的王莽。
王莽当皇帝后面对的是自汉元帝以来逐年残破的大汉，为重整江山，王莽开出的药方是复古。信奉儒学的王莽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根据周制古籍更改官名秩禄，封五等诸侯。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也照搬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有些地方的地名也改成古地名，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立法与漏刻时间以及货币也都复古个遍。如此开历史倒车已经够糟了，王莽却一改再改。他认为自己一直都按照儒家的要求做的，是为了实现儒家的大同世界。自恃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罔顾实际的推行改制。但是他错了，这国家是万民的国家，而不是儒生想象出来的国家。王莽适合做一个书生，而不是一个政治家。
王莽首开禅让篡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符合儒家思想的禅让，至少是最接近儒家禅让标准的。王莽改制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纯儒治国。王莽的覆灭代表儒学家复古思想的破灭，说明以古代礼法改革的方式不通，也使儒家禅让的政治理论至此消失，渐变为拥护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到东汉末年，皇帝们的表现还不如西汉末年的祖辈们，但孔融、荀彧、刘备等人依然死心塌地的要匡扶汉室，君为臣纲初现。
到宋朝时，程朱理学的出现是中国儒学发展的转折点。程朱之前，儒学充满活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强汉盛唐。程朱之后，儒学逐渐死板僵化，后世中国再也没有达到汉唐巅峰。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将整个儒学钉死在流于形式的“灭人欲”框架内。秦国商鞅变法时，用法规定了百姓的方方面面，不讲人伦人情，把百姓管得死死的。最终逼反了百姓，还落得个暴秦的恶名。朱熹用他所谓“天理”压制百姓的种种欲望与商鞅犯了一样的错误，只不过儒家的教化没有法家的法律强横，引起的反弹较小，但危害更大。三钢观念就是在此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毒害了中国近千年。
既然程朱理学如此荼毒中华，程颐、程颢、朱熹等人是不是就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此说法也有失妥当。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就像今天的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看不惯社会上的种种乱象一样，大声疾呼要规范人的种种行为。社会纵欲，我就要强烈的鼓吹禁欲，当年的程朱也是这样的走向了极端。总之，一种思想的产生不是一两个人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注意到这个问题，再看看今天中国的崇洋媚外、娘炮、网红、网络暴力、键盘侠、公知大V……以及随之而来的炮轰各种乱象的极端思想，都值得我们深思。乱象必须抵制，但不要走极端，因为有那么一群人正希望我们民族失去理智，希望我们走向混乱崩溃的边缘。
作者： 汉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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