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杯(非洲东北部足球比赛)

       澎湃新闻记者 闫颂阳

       在喀麦隆举办的第33届非洲国家杯足球赛（非洲杯）日前已正式结束了小组赛阶段的争夺，16支球队进入淘汰赛阶段，向最后的冠军发起冲击。

       在国际舆论场上，非洲杯的关注度远不如欧洲杯和美洲杯。除去比赛本身，非洲球员缺席欧洲联赛的争议，新冠疫情的威胁，裁判吹罚的错误，反而更常见诸媒体与网络讨论。

       但非洲杯背后不仅仅是这些。商业逻辑与偏见，非洲与欧洲的错综关系，喀麦隆对非洲杯的热情……还有足球超越国界的影响力与团结非洲的希望。

       当地时间1月9日，非洲杯开幕式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举行。 本文图片均来自人民视觉（除署名外）

       “尊重”

       首先引爆今年非洲杯的是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放人”问题。

       非洲杯每两年举办一次，为避开许多国家的雨季常在1月至2月举行，因此经常和全球最顶尖的欧洲几国职业联赛“撞车”。在这些国家踢球的非洲球员为参加非洲杯，常常要缺席几周俱乐部赛事，因此每次举办非洲杯，都会引发欧洲俱乐部和非洲国家队“抢球员”的拉锯战。2019年非洲杯曾改至6月到7月举行，但是考虑到喀麦隆在年中正值雨季，暴雨会对赛事造成很大影响，本届杯赛又被移到年初进行。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英超）冬季休赛期短，受非洲杯影响更大。英超球队利物浦队拥有多名全球顶尖的非洲球员，该队主教练、德国人克洛普去年11月将非洲杯称作“一项小赛事”（a little tournament），随即引发许多非洲球迷的愤怒。一位非洲记者在发布会上当面质问克洛普，称后者的话是对非洲球员、球迷、人民和整个非洲大陆的侮辱。克洛普则解释称无意冒犯，自己的话被误解了。

       非洲杯开赛前，由于一些非洲国家首先报告的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大范围传播，欧洲方面也屡屡出现对疫情的担心。喀麦隆传奇球员、现任喀麦隆足协主席埃托奥去年12月对法国电视台Canal+说道，“如果欧洲杯能在疫情中举行，球场坐满，分散在欧洲不同城市（注：去年欧洲杯由分散在多国的11座球场承办，但受各地政策影响，大多数场馆并不允许满座），这也没有问题，那么非洲杯为什么不能在喀麦隆举办呢？”

       而很快，欧洲也淹没在了奥密克戎浪潮中。在重重压力下，非洲杯主办方非洲足联（CAF）最终作出一定让步。去年12月底，非足联同意将俱乐部“放人”的时间推迟到今年1月3日——而非洲杯1月9日就将开赛。

       1月9日，现场球迷在揭幕战前为喀麦隆队加油。 新华社 发（科普索 摄）

       “尊重”是围绕这届非洲杯的讨论中的一个关键词。在荷兰阿贾克斯队效力的科特迪瓦球员塞巴斯蒂安·阿莱被问到会去参加非洲杯还是留在俱乐部时，他愤怒地回击道，“这个问题体现了对非洲的不尊重。在欧洲杯前谁会问欧洲球员这个问题吗？”

       实际上，欧洲杯安排在夏天举行，并不会与大多数欧洲联赛直接冲突。而且，欧洲俱乐部是这些非洲球员的雇主，承担其工资，即便赛程不冲突，各大洲球员参加国家队比赛还可能受伤，俱乐部一直对此颇有怨言。但也有观点认为，俱乐部签下这些球员的时候就已经预知到了球员会参加非洲杯，抱怨完全没有意义。

       英国足球作家乔纳森·威尔逊（Jonathan Wilson）在《卫报》发文称，虽然英超球迷感到沮丧，但是非洲杯“应该得到尊重”。文章指出，非洲杯创立于1957年，其历史比欧洲杯还要悠久，彼时正值非洲国家独立浪潮。威尔逊认为，在政治和足球的领域，非洲杯都一直在为了认可而奋斗。

       对于欧洲足坛的一些负面表态，体育产业从业者李鸣宇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分析道，“其实他们完全不了解非洲的情况才说这种话。”李鸣宇是非洲体育基金控股（Africa Sports Holding）的创始人，近几年都在喀麦隆工作，并担任喀麦隆职业足球联赛高级商务顾问。李鸣宇认为，按实力来说，世界杯给非洲国家的名额远远不够，“（所以）对非洲球员来说，非洲杯才是他们的世界杯。”

       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后，欧美多国掀起了反种族主义运动，在此背景下，一些人指出了非洲杯争议背后更深层的问题，其中两名移民背景的欧洲足坛名宿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支持。

       英格兰前国脚、牙买加移民后裔伊恩·赖特批评称，非洲杯比其他国际赛事更不被尊重，媒体的报道“带有种族主义色彩”。英超球队水晶宫主教练帕特里克·维埃拉希望媒体多去报道非洲杯，“去非洲，去采访，真正理解它（非洲杯）对他们每一个人的意义……如果有更多关于赛事的报道，我认为人们会理解它（非洲杯）对非洲大陆有多重要。”维埃拉出生于塞内加尔，在法国长大，曾为法国国家队效力。

       喀麦隆大学生Abdou Rahaman（何木得）也看到了商业利益的逻辑。何木得是厦门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由于新冠疫情目前在喀麦隆国内上网课。他对澎湃新闻表示，足球是全球最大规模的生意之一，俱乐部在球员身上投入了许多资金，希望获得产出，欧洲俱乐部拒绝让球员去踢非洲杯，“不是反对非洲和非洲足球”，而是出于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需要。

       但何木得也认为，“这也是一个关于尊重的问题。欧洲俱乐部认为自己投入了资金，而非洲赛事的水平很低……欧洲俱乐部拒绝非洲球员参加非洲杯时，真正的责任在非足联身上，他们应该让欧洲足球协会尊重他们。”

       凭借悠久的足球传统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欧洲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足球产业，占据着国际职业足球体系的顶层。而何木得希望，非足联未来能够为非洲当地联赛提供更多资金支持，让非洲的足球产业发展起来，非洲球员不必去欧洲联赛效力，而欧洲俱乐部也不会有拒绝“放人”的勇气。

       当地时间1月19日，尼日利亚2比0击败几内亚比绍，球员庆祝进球。

       非洲与欧洲

       非洲杯“放人”争议愈加激烈，也与越来越多的高水平非洲球员来到欧洲踢球有关。

       埃及的萨拉赫、塞内加尔的马内、尼日利亚的恩迪迪……这些在欧洲“功成名就”的球员，受到全世界球迷的喜爱，但本质上也是千千万万跨过地中海来到欧洲、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非洲人的一员。

       欧盟委员会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欧洲是非洲国家最大的洲外移民目的地。2017年，欧盟共有910万名出生在非洲的移民，这些数字还不包含许多父辈或祖辈就移民到欧洲、本人在欧洲出生长大的移民后裔。

       人员的流动不仅是单向的，一些移民后裔和混血儿在欧洲成长并接受足球训练，他们既可以选择为欧洲祖国效力，也可以选择报效非洲母国。阿尔及利亚头号球星马赫雷斯就出生于法国，最终选择代表父亲的祖国。

       法国记者热罗姆·拉塔（Jérôme Latta）在《世界报》上评论道，这类双国籍球员的情况，既给欧洲国家也给非洲国家提供了国家队球员。“最好欢迎这种互惠关系，不要在地中海两岸把它变成一个问题。”

       除去人员流动，非洲杯与欧洲的联系无处不在，仿佛是非洲与欧洲关系的缩影，这其中法国的身影尤其明显。这届非洲杯由法国油气集团道达尔冠名赞助；法国联赛为非洲杯贡献了最多的球员；由于法国曾经的殖民，喀麦隆球迷甚至可以与远道而来的阿尔及利亚球迷用法语交流……

       法国曾在非洲拥有大片殖民地，至今仍在非洲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利益，和非洲多国关系紧密。据法国外交部的信息，2015年有近62万名非洲公民合法居住在法国，而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血统的入籍公民或二代移民大约有300万人。2019年阿尔及利亚赢得非洲杯决赛后，有成千上万的该队支持者在法国城市街头庆祝。

       这或许是法国媒体对非洲杯和非洲关注度尤其之高的原因。法国政府拥有的“法国24”电视台英语网站专门开辟了非洲杯栏目，本就设有非洲板块的《世界报》网站，此次赛事期间更是刊登了许多直接发自喀麦隆当地的报道。

       当地时间1月7日，喀麦隆首都雅温得街头的小贩。

       体育媒体自然关心足球本身，而许多西方综合性媒体将关注点放到了喀麦隆当地的疫情和安全局势上，尤其是喀麦隆英语区的冲突。

       喀麦隆的官方语言为法语和英语，全国10个大区中有8个属于法语区，西部的2个属于英语区。据中国外交部网站资料和此前报道，喀麦隆在19世纪末沦为德国的“保护国”，一战期间被法国和英国军队占领，一战后东、西喀麦隆分别被法国和英国“委任统治”，二战后被继续“托管”。1960年，法国托管区独立，次年英国托管区北部和南部分别举行公民投票，北部并入尼日利亚，南部与喀麦隆合并。

       殖民统治给日后冲突埋下了祸根。喀麦隆英语区2016年发生抗议，指责中央政府长期忽视英语区发展，政府以强力手段回应。2017年，分离主义团体宣布英语区“独立”，部分激进的分离主义者开始制造袭击和绑架事件，频频与喀麦隆安全力量发生冲突。法新社今年1月报道称，英语区冲突爆发以来已有3500多人死亡，70多万人背井离乡，冲突双方都被指控犯下暴行。

       就在非洲杯开赛后的1月12日，喀麦隆英语区又发生数起袭击，至少造成一名议员和一名士兵死亡，驻扎在该区域的马里队不得不暂停了训练。

       2021年12月，在喀麦隆英语区城市巴门达举行的非洲杯吉祥物莫拉（Mola）巡游活动。 《喀麦隆报》 图

       鉴于安全风险，喀麦隆政府早已加强了当地的安保措施。当地媒体《喀麦隆报》（Journal du Cameroun）去年12月16日报道称，在本届非洲杯吉祥物在英语区城市巴门达（Bamenda）的巡游活动中，吉祥物身穿防弹背心，伴随在其身边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军警。这一场景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非洲杯开赛前，一些西方小报对当地情况进行了夸张的报道。英国《每日邮报》去年12月一篇报道的标题写道：“一颗炸弹扔进教室，一名出租车司机被炸，一名警察遭受私刑……吉祥物甚至都穿着防弹背心！喀麦隆冲突升级，英超球星们被警告说他们可能在非洲杯期间成为目标。”《太阳报》也称，“（新冠）病例增加让赛事支离破碎。”

       以这类报道为代表的某些欧洲人的态度，引发了美国堪萨斯大学非洲数字人文助教授、来自尼日利亚的詹姆斯·耶库（James Yékú）的抨击。“对非洲杯的担忧背后是一种蔑视的文化。”耶库1月8日在总部位于南非的非营利媒体网站“新框架”（New Frame）上发文写道，欧洲俱乐部和媒体渲染喀麦隆的冲突和疫情，实际上是重复非洲是“危机和恐怖之地”的陈词滥调，对非洲杯甚至是非洲抱有一种“屈尊俯就”（condescension）的态度。

       何木得目前在位于法语区的首都雅温得，他告诉澎湃新闻，现在冲突仍在发生，但是都在英语区，而且主要不在大城市内，他认为政府“保护球队和民众的措施是适当的”。

       谈到自己所看到的西方媒体对于这届非洲杯的报道，何木得将其分为几类：“有些媒体聚焦于非洲球队的潜力，哪些球员会表现得最好；有些媒体聚焦于非洲杯这些年来的发展历史；有些媒体对喀麦隆是否准备好举办非洲杯提出疑问。”

       让何木得不满的是，“一些西方媒体试图展现一种落后的非洲形象。”他举例说，这届非洲杯比赛中曾有放错国歌的失误，也有裁判错误地提前结束比赛，一些西方媒体由此称非洲杯水平很低。其实这些失误在其他地区的比赛中也发生过，当时西方媒体却只是将其看作一个错误，“因为（这些事情）在非洲发生，他们就把它看作一个问题。”

       乌干达体育记者厄舍尔·科穆吉沙（Usher Komugisha）也在她的社交账号上贴出了其他赛事中裁判失误的报道截图并写道：“糟糕的裁判行为可能在全球任何地方发生。这不仅仅是一个非洲问题。”

       喜悦与团结

       媒体笔下的冲突是真实的，但同时，非洲杯给喀麦隆甚至整个非洲带来的喜悦也是真实的。

       “喀麦隆人非常、非常、非常热爱足球。”何木得告诉澎湃新闻，“喀麦隆是足球之国，是（出了）萨缪埃尔·埃托奥的国家，是（出了）罗杰·米拉的国家。”埃托奥和米拉都是已退役的著名球星，前者刚刚当选喀麦隆足协主席，后者是世界杯上年龄最大的进球球员。

       何木得并非“死忠”足球迷，但他也去现场看了喀麦隆队全部3场小组赛。他表示，由于进场需要接种新冠疫苗，加上球票和其他费用，许多当地民众并不能在现场观赛，但是赛事设立的公共观赛球迷区在比赛时总是满满当当的。

       当地时间1月13日，一些喀麦隆球迷在雅温得观看喀麦隆4比1击败埃塞俄比亚的比赛。

       随着球场建设、外国游客到来，非洲杯也能给喀麦隆的经济带来积极影响。法国《世界报》报道称，极端组织的袭击和新冠疫情破坏了喀麦隆北部地区的旅游业，随着非洲杯确定举行，北部城市加鲁阿（Garoua）的手工艺者易卜拉欣·阿拉吉（Ibrahim Aladji）投入了超过35万中非法郎（约合人民币3880元）来购买生产设备，这是他的全部积蓄。“会有观众、游客、球员、球队成员……我希望从他们那里赚到钱。”阿拉吉说道。

       赛事甚至提高了当地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积极性。据官方统计，喀麦隆此前成人人口中只有6%的人接种了新冠疫苗。本届赛事规定，入场观众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并提供近期新冠检测阴性证明。尽管当地民众对疫苗的态度仍有分歧，但雅温得一处疫苗接种点的协调员吕西安·马马（Lucien Mama）1月初对非洲新闻台（Africanews）表示，近期接种疫苗的人数明显增多。

       喀麦隆上次举办非洲杯还要追溯到50年前，此次办赛也可谓一波三折。该国本来获得了2019年的赛事举办权，但在2018年，非洲足联宣布取消喀麦隆当年的举办资格，给出的原因是该国准备工作不足以及国内冲突。喀麦隆的主办机会被推迟到了2021年，但由于气候因素和新冠疫情，比赛先是提前半年，又再被推迟一年。

       李鸣宇表示，这次赛事的商业赞助也出了问题，许多欧洲赞助商集体撤出；喀麦隆足协自己削减了资金投入，而非足联新任主席也刚刚上台，没有时间筹措更多资金。喀麦隆的经济实力也并不雄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喀麦隆的人均GDP为1499美元，排名非洲中游。这届非洲杯开始前，赛事再次被推迟甚至取消的传言甚嚣尘上。

       “喀麦隆至少在疫情等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办了非洲杯，目前没有太大问题出现，办成了，很不容易。”李鸣宇感叹道。

       在喀麦隆甚至是整个非洲，足球也能成为团结和国家的象征。

       “足球在这个国家（喀麦隆）应该说是最重要的文体项目。足球是政治宣传工具，也是一种团结的手段，很多政要在足球行业里担任要职，也是为了获得更多民众支持，为自己拉选票。”李鸣宇告诉澎湃新闻。据他观察，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足球都是最重要的项目，其地位比在欧洲高。

       喀麦隆官方媒体《喀麦隆论坛报》1月7日发表英语社论称，尽管承办此次非洲杯历经种种困难，但喀麦隆“再次证明只要有意愿，就能找到战胜挑战的办法”。这篇社论还借非洲杯这一体育盛事呼吁民众反对国内分离主义，号召非洲各国团结合作。该报同日还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法语社论，希望借这次比赛来到喀麦隆的游客能够看见一个“真实的”喀麦隆，一个“和平、宽容、友爱、自由”的国家，一个“属于泛非主义”的国家。

       当地时间1月11日，尼日利亚1比0击败埃及，图为埃及队队长萨拉赫。

       人们的确能看到，足球的影响力超越了国家的边界。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些视频显示，许多喀麦隆当地人在阿尔及利亚队所住的酒店外，呼喊该队头号球星马赫雷斯的名字。在1月11日埃及对阵尼日利亚比赛的当天，法国《世界报》记者在加鲁阿的现场看到了不少支持埃及球星萨拉赫的喀麦隆人，喀麦隆大学生伊利亚苏·纳纳·巴（Iliassou Nana Bah）用“偶像”“榜样”“非洲足球之神”来形容萨拉赫，甚至不止一位尼日利亚人承认自己是萨拉赫的球迷。

       非洲存在着差异极大的民族、语言、宗教和历史传统。足球，或是非洲杯，能否促进非洲的团结？

       何木得对澎湃新闻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觉得，北非国家有时并不认为自己属于非洲。“在这样的比赛期间，他们（北非民众）会理解到，我们是一体的。这增进了非洲（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团结。”

       在法国网络媒体Brut拍摄的一个视频里，阿尔及利亚裔法国小伙莫哈·马赫拉斯（Moha Mahraz）为实现自己和已故父亲的约定，来到喀麦隆观看非洲杯。在卫冕冠军阿尔及利亚队入住的酒店外，他也碰到了许多来“追星”的喀麦隆人，甚至还有一名乍得球迷。

       一位穿着阿尔及利亚球衣的喀麦隆人用法语对着镜头说道：“我们是兄弟，永远……阿尔及利亚和喀麦隆是一样的人。”马赫拉斯回应道：“我在喀麦隆找到的不是一个朋友，而是一位兄弟，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责任编辑：张无为 图片编辑：胡梦埼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