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打一成语(什么立什么群一个成语)
2016年12月29日，《大辞海》出版暨《辞海》出版8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举行。《辞海》与《大辞海》凝结着数代学者的甘苦与心血，闪耀着薪火相传、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
千锤百炼 书写传世经典
“对不对，查《辞海》。”已成为广大读者的口头禅。在他们心中，《辞海》是权威辞书的代名词。
《辞海》的编修是数代学人锤炼的结晶。1915年，陆费逵先生动议编纂，经过舒新城等人的多年努力，《辞海》上、下册分别于1936年、1937年出版。这是《辞海》的第一版。今天，它又被亲切地称作“老《辞海》”。
1957年秋，毛泽东接受舒新城倡议，决定修订《辞海》，并把此项任务交给上海。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下，《辞海》（未定稿）于1965年由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出版（内部发行），这是《辞海》的第二版。此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之际，《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和2009年版分别推出，这是《辞海》的第三版、第四版、第五版和第六版。据悉，《辞海》第七版将于2019年出版。
《辞海》的历次编纂修订，凝聚了全国学术界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心血。一代又一代“辞海人”，本着一丝不苟、字斟句酌、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这项工作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不懈努力。
自第三版起，《辞海》十年一修。《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曾说，“每次修订《辞海》，都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即认识和改正缺点错误并使之转化为真理或接近真理的过程。真理的长河是无止尽的，因此，这一过程也是无止尽的。《辞海》就是这样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的。”对他来说，《辞海》就是历史和时代的脚印，《辞海》的脚步必须紧跟前沿，踏实迈进。
自2003年起，陆续出版的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以《辞海》为基础，继承《辞海》的优点并加以拓展，以增收《辞海》尚未涉及的新领域和各学科的新词、新义为重点，适当补充缺漏。《大辞海》以学科分类，充分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及历史和现状，同时也包含世界各国的知识和当今世界发展的新面貌。全书共38卷42册，收录词目约28万条，5000多万字，图片8000余幅。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云深认为，从《辞海》到《大辞海》是一个飞跃。《大辞海》规模比《辞海》大得多，每个分卷都相当于一部中型工具书；其涉及领域更为广泛，有些新领域是此前所缺的。《大辞海》在推陈出新方面特色鲜明，注意吸收新的词语、新的资料。如在世界历史学科，更多、更新的档案材料、研究成果都在《大辞海·世界历史卷》得到反映。
薪火相传 架起文化桥梁
编修辞书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辞海》和《大辞海》的编纂和修订，是几代学人薪火相传、不断接力的事业。
《辞海》《大辞海》的编纂和修订，让一大批专家学者焚膏继晷。钱伟长、苏步青、周谷城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都参加了《辞海》的编写。多位学者书稿不离手，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仍心系修订工作，他们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令人敬佩、感叹不已。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道天罹患癌症动过大手术后仍在病床上修订《辞海》，说话都已困难，还数次打电话给编辑部询问修订情况。
《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都已是文化品牌，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代表之一。这类文化品牌历久弥新，这项事业需要一代代学人持续做下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继如这样告诉记者。
1979年，在导师徐复先生的带领下，时年36岁的王继如开始参加《辞海》的修订工作。而今，看到一批年轻学者通过参与这项工作获得锻炼与成长，他感到非常欣慰。他表示，编修辞书，书证和解释要求准确。有时去查书，费了很多力气才能查到，花上几天工夫，所形成的结果不过几个字。
小时候在同学家看到内部发行的《辞海》历史分册，让顾云深如获至宝。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参加《辞海》的编修，至今已有30多年。金重远、孙道天等前辈学者去世后，他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余伟民，又承担了第七版《辞海》世界史分科主编的任务。
顾云深表示，编写工具书不像编写教科书、个人专著，每个词条篇幅有限，又需写到要点，因此，要有个人判断，做到正确、准确、有根据。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不会将编写工具书算作成果，为何还有那么多学者愿意投入其中？这是一种责任心：编写工具书为大家所用，是一个学者应当做的事情。前辈学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后来者是一种榜样。作为后来者，继承传统、一丝不苟地将其修订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辞海》的影响已经跨出国门。顾云深到国外大学、图书馆访问时，发现《辞海》是必备、必藏的中文工具书之一。懂中文的外国人，遇到一些问题也会查《辞海》，这让顾云深感到，《辞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座文化的桥梁。
记者 张春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