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2023年知青补贴开始了吗)

三个上海女知青的故事

作者：吴玉林（田钧祥供稿）

我和三个女知青是1969年1月18日从上海下放安徽贵池的。经过近两天两夜的长江航运，我们到了贵池县城。我们参加完县政府组织的欢迎仪式后，安排我们统一吃饭，有鱼有肉，然后安排在旅社睡觉。1月21日早餐后出发，我们坐大客车到达铜山公社，2个多小时后由公社干部带我们到了宝赛大队，然后我们四男三女又被分配在汪矶生产队。一路上，我们迎着凌厉的寒风，跟着衣衫褴褛的老乡后面，望着身边光秃秃的土丘，我们预感到我们即将落户的生产队一定是贫穷的生产队。

我们到了生产队，眼前都是陈旧的茅草房，墙体全部是泥砖磊起来的，窗户上没有玻璃，也没有油漆，屋内的地上全部是泥土地，没有一点点水泥，这就比我们想象中的农村还要穷困。生产队长给我们男女知青分别分在两个老乡的家里，相隔大约五六米。我们四个男生一间房子大约六七平方米，住四人，两人共用一个铺，所谓床铺是泥砖垒起来，上面放几块木板，铺上稻草而已，女生房间与我们差不多。我们的木箱子垛起来，又组成了桌子。

终于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们一起进了“老党员”的家里，这也是很普通的东西厢房，中间客厅，东厢房后面披盖厨房，家里没有电灯，用煤油灯照明，为了节省煤油，客厅与厨房共用一盏煤油灯，屋里显得很灰暗。

桌子上放了六七个菜碗，但是看不清都是些什么菜。开始吃饭了，我们尝了每一个菜碗，烧白菜，烧白萝卜，炒白菜，炒咸菜还有辣椒炒咸菜，咸菜炖萝卜，没有荤菜，除了白萝卜就是白菜，咸菜，没有一丝肉片，只有一个小碗还没有尝，大家也自然不会放过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先后用筷子伸进去了，结果大家不约而同地笑出声了——原来是一盘辣椒酱。（我们都不能吃辣的，吃进嘴里，吐又不能吐，吞又吞不下，看到大家一个个上当的尴尬相，忍不住笑出声了。）

第一顿的接风宴不过如此，以后的派饭伙食都是白萝卜加咸菜，没有什么新鲜菜，还好老乡们对我们还是客气的，除了当家人陪我们先吃饭外，家里人都在我们后面吃。三天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烧饭了，生产队分了米，规定村子里老乡们每天派一户送菜，解决了我们刚下农村时的吃饭问题。

我们在农村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1969年时全大队里都没有公路，没有电灯。我们居住地离最近的小商店有三四里地，遇上雨雪天，在泥泞的田埂上行走，摔跤七八次也未必能买到酱油。渐渐地老乡们也停止给我们供菜了，我们菜地里的菜还没有长起来，我们没有菜吃了。老天还雨雪不停，我们先用酱油拌饭，后来酱油也没有了，我们只能吃盐水泡饭了。

我们是大城市来的人，老百姓对我们充满了新奇，像我们这么大的个子，十七八岁了，为什么挑担子三十来斤，就能磨破皮，累弯腰。在农村，扁担是重要的生活工具，挑担子是重要的生活技能。

在我们的生产队，每天的喝水用水都要去200米的长江边取水，要挑水；吃饭的米面，需要把水稻小麦去三里地碾房去碾压出米面，不会挑担子也不行；我们生产队没有电源，没有煤炭，全部使用柴灶，要烧水，烧饭都离不开柴草，柴草也是需要从几百米，甚至几里地外用扁担去挑回来的等等，而上海知青们十七八岁了，居然不会挑担子，实在奇怪。我们就向他们介绍上海的特点，我们说我们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用过扁担，所以不会挑担子。

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问，你们喝水不用挑吗?柴火，米面怎么进家啊？我们说我们家里就有自来水，由管道把水接到家里的，洗衣服也不用去河边的。我们还告诉他们，上海居住地离商店往往只有三五分钟的距离，步行十几分钟就能买到米面油等一般的生活必需品了。我们还介绍了一些上海的特点，上海最拥挤的道路上，比如南京路上总是人挤人的，走路不碰到人都难，农村人很难以想象，我们告诉他，就像电影散场时你能做到人不碰人吗？农村人与我们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别，村里极大多数人连县城也没有去过。

我们在农村也渐渐学会了挑担子，学会了除草，插秧等农活，每天与农民一样，需出工12小时以上，在防汛的时候，甚至达到16小时以上，（农民基本上不会游泳，而上海知青都会游泳，检查长江堤坝需要下水的。）我们与农民不同的是，我们还要自己洗衣烧饭，打理菜地。我们还曾经有半年时间没有享受过饱的感受。我们男生想享受一次饱的感觉，打赌：半小时内一个人能吃完二斤米的饭吗？实验结果是轻松吃完了。

还有一天，我们钓了两条鱼，向女生借了一调羹油，三天后，她们居然直接来讨要了，我们没有油还，她们就要抢我们的米抵债，我尽量保护着我们的米缸 （一共只有半脸盆的米盆），企图阻止她们抢米，一个身材高大的女生利用她的身躯优势，直接扑向我的身体，她身体与我接触的那一刹那，我居然麻木的动也不敢动了。还好她们最后也只拿走了一茶缸的米。这个过程使我既惭愧又兴奋，几十年后还能记忆犹新。

我们刚刚下去时是冬季农闲，随着春季的来临，我们江南农村要下田插秧了，除了需要五更起床外，最可怕的是水田蚂蝗，蚂蝗叮在身上，一般感觉不到，等到有了一点点痒的感觉抬起腿来，一下子能看到在腿上爬了三四条蚂蝗，吸血把蚂蝗肚子吸得滚圆，一拍就是血流一片，蚂蝗把三个女生吓得哇哇叫。每天回到房间往往是以泪洗面。我们的生产队地处长江边，生产队的农田十年九灾，导致老百姓极其贫困。农村人年年要吃国家的回销粮，而且90%的村民还年年超支，出工再多，也会入不敷出的。因为每天的工分值年终结算下来，仅仅值8分钱。

在这个穷乡僻壤，我们这些大城市人对年轻的姑娘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的，她们会有意无意地将身体与我们相碰，以让我们对她们产生好感。这大概也就是后来懂得的青春期萌动吧？还好我们七个知青中，没有在农村谈恋爱的。

照片上的这三个女生下放农村三四个月后，终于有机会去了安庆市，找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难忘的合影。由于岁月的变迁，我们一起下放到宝赛大队的38个上海知青中，有的两年就招工了；有的过了三五年招工或者上大学了，在农村时间最长的有10年以上的，现在也都回上海了。

我工作以后，也曾经在1988年和2010年两次去了生产队看望老乡，那是我的第二故乡啊，看看我们的生产队以及老乡们。但是老乡们的生活还是很拮据的，二三十年了也没有多大改变。合影中的三人现在身体还都健康，但是她们相互间也有十多年不见了， 现在钮丽娟在上海，金雅莉在东至县（女儿在国外），舒亚禹则长住在铜陵市。我曾经问过她们，对农村生活最难忘的是哪一段，回答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刚刚去农村的前半年是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难忘的。

作者：吴玉林 上海市古田中学六七届初中生，1969年1月18日去安徽贵池县铜山公社宝赛大队汪矶生产队插队，1974年去安徽大学生物系进修，12011年年满60岁在安徽中医药大学退休回上海。

来源：兵团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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