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伶杨月楼冤案(清朝奇案 清末四大奇案)

清朝末年，京剧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上至朝堂，下至市井，各个阶层都有大批的戏迷听众。

各派京剧名角也纷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时间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艺人。

在这其中，有一位京剧奇才，名叫杨月楼，由于他的演技与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文武兼备玉立亭亭。他还曾进宫为慈禧太后唱过戏。

这起案子就是因他而起。

       话说同治十一年，杨月楼来到上海租界著名的戏园金桂园演出。这一下可是倾倒了上海的男女老少。当时有一句诗“ 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 ”，足以见得戏迷们对杨月楼的追捧。

京剧武生

       就在同治十二年的冬天，杨月楼因为和一个商贾之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司。

       当时，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在人山人海的观众中，有一对来自广东香山做茶叶生意的韦姓母女，连着三天都去看了他的演出。

       这对母女中的女儿叫韦阿宝，年方十七，因为看了这次演出而对杨月楼生出了爱慕之心。于是回去之后她就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书信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并且连自己的生辰八字也一起写了进去，表达出了想与他成婚的意思。

       写好书信，韦阿宝派人交给了杨月楼，并且约他见面。

       杨月楼见到书信后是又疑惑又害怕，不敢去应约。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反应？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 良贱不可通婚 ”，杨月楼再优秀，也是所谓的“戏子”，是“贱民”，寻常人是不会这么不顾礼法不顾规矩的做出这种事的。

       而韦阿宝没有等到回信，以为杨月楼看不上她，伤心欲绝，竟然因此一病不起，并且气色一天不如一天。

       韦阿宝的父亲作为茶商，长期在外地经商不在上海，她母亲看到她这个样子很是心疼，就派人找到杨月楼告诉了他详细的情况，希望他能和自己的女儿成婚。

       杨月楼听了这番解释才恍然大悟，于是就去了韦阿宝的家，并且还立了婚书，开始商量如何下聘礼，如何订婚，如何准备这场婚事。

       不幸的是，这件事被韦阿宝的叔父知道了，他是个恪守陈规的人，以良贱不婚的礼法为由坚决反对这门婚事，杨月楼没有办法，只能离开韦家。

       韦阿宝的母亲是赞同女儿与杨月楼成婚的，于是她偷偷去找杨月楼，和他商量让他仿照上海的民间旧俗，直接去韦家抢亲。

       没想到的是，韦阿宝的叔父竟然伙同在上海的香山籍乡绅，以拐卖盗窃的罪名把杨月楼告到了官府。

       于是，就在杨月楼和韦阿宝二人正在准备好的新居成亲的时候，县差和巡捕到场抓走了两人，据传还一并起获韦家母女的衣物首饰七箱一共四千金的东西。

       根据史料记载，在把韦阿宝将押解到公堂的路上，她一个人坐在一辆小车中，就连告祭天地祖先的红衣服还没来得及脱去。

       一路走去，沿途跟从旁观的百姓人山人海。

       审理这件案子的上海知县叫叶廷眷，很不巧，他正好也是广东香山籍的人，也是痛恨这种不守规矩不遵礼法的行为，主张对违反祖制的人进行严厉惩罚。

       于是他当堂就令人对二人施加了重刑，杨月楼被打了一百五十棍，韦阿宝在堂上据理力争，说自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绝不会改变心意，也被掌嘴二百下。

       之后两个人都被押进了监狱，等待韦阿宝的父亲回来之后再进行判决。

       此案一出，立刻传遍了大街小巷。

       杨月楼是红极一时的人物，是全上海甚至全国人人皆知的名优，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是格外引人注目。而且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家不仅属于“良家”，还捐了个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此外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韦家的乡党却以拐盗的罪名告于官县，官府又以拐盗的罪名对其进行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一时间舆论轰动众说纷纭。就连申报也刊登报道了这件事情。

       有人认同官府和韦家的做法，规矩就是规矩，不能说打破就打破；有人则站在杨月楼二人一方，认为两个人你情我愿，又是明媒正娶，不用拘泥于过时的旧制。可是，无论其他人如何辩论，杨韦二人依然在监牢里不见天日。

       迫于舆论的压力，杨月楼一案被发回要求重审，但知县最终依然判了杨月楼充军流放，韦阿宝则被她父亲逐出了家门，从此不知下落。

       就在杨月楼即将被流放的时候，同治皇帝驾崩了，光绪即位，随即大赦天下。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慈禧太后，因为对请进宫唱戏的人不满意而想起了杨月楼，随口问了李莲英一句。李莲英恰好也听说了这件案子，就给慈禧讲了一遍。

       慈禧听后说：“不就是犯了个良贱通婚地错么，又不是什么大罪，大惊小怪。别浪费了他那副好嗓子。”

       于是，杨月楼“幸运”地逃过了一劫，此后，他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而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照样高高兴兴当官搂钱。

       轰动一时的杨月楼案就这样草草收场。

杨月楼，名久昌，派名久先，从艺后改名久昌，字月楼。

清咸丰年间随父亲到北京天桥卖艺，被徽剧名角张二奎收为弟子，开始学习老生，兼武生。

初在上海搭班，隶丹桂园。后至北京，隶春台班直至去世。

同治末年，杨月楼去上海演出，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张二奎过逝后，他被程长庚约入三庆班，为“京剧鼻祖”程长庚器重，以三庆班事相托。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底，由程长庚呈请，杨月楼被保选为四品顶戴的精忠庙（梨园公会前身）庙首并兼领三庆班。

1882年程长庚去世，接掌三庆班近十年之久，曾为慈禧太后演出。

光绪十六年六月初一，杨月楼去世。

杨月楼案之所以能够列入清末四大冤案之中，不是因为牵扯进了多少人，或是造成了多坏的影响，而是因为它对当时政府法律公正的拷问以及针对此案所体现出的舆论的力量。

首先，一件小小的家庭纠纷，却因为原告的诬告与知县的将错就错而演变为诱拐偷盗，这么明显的疏漏直到最后也没有被官方纠正，《大清律例》的公正性何在？

这一点本案和杨乃武一案有相似之处，杨乃武一案也正是由于一众官员官官相护而导致一错再错，这都是执法人员对于法律的歪曲而导致的。

其次，在这起案子中，舆论的力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申报》从案件之初一直到案件结束，一直在持续关注报道这件事，这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件事一直保持了很大的知情率。

社会的争论和报章的介入，给了官府很大压力，这才让这件案子有了转机，先是被发回重审，后又迫使知县改判了杨月楼流放。要知道，知县本来是一心想要处死杨月楼的。

最后， 我们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不做迂腐的卫道士，也不做法律的绊脚石。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稳定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