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三部曲(茅盾简介及代表作品三部曲)

       茅盾《尚未成功》（开明书店印行1945年）

       茅盾是写“三部曲”的里手，虽然写得不多，只有三个，但写得老辣，很有力道，分别为“大革命三部曲（《蚀》三部曲）”“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和“城市三部曲”。前两个属于“严肃文学”，茅盾惯有的“正宗”，读者耳熟能详；后一个则近似“诙谐文字”，有点“旁支”，读者较为陌生。

       1935年，茅盾在上海万航渡路信义村陆续写了三个关联性的短篇：《有志者》《尚未成功》和《无题》，分别发表在6月《中学生》第56期、7月《申报月刊》第4卷第7期和10月《文学》第5卷第4期上。这三个短篇都与创作有关，但并非谈论如何创作，而是小说故事，这可从小说篇名看出。由于反映的是城市生活，与之前茅盾写的“农村三部曲”（1932年11月—1933年1月）相对应，后来有人把这三个短篇称之为“城市三部曲”。

       “城市三部曲”虽然冠以“城市”之名，但就具体内容而言，这个定位不是十分准确。晚年茅盾在回忆录《1935年记事》里也说：“其实哪里够得上‘城市’，它们只不过讽刺了一下那几年文坛的一种颓风罢了。”因此所谓“城市三部曲”不如叫“创作三部曲”（也有人叫“文人三部曲”）可能更合适，这是笔者的看法。

       在茅盾所有短篇中，“三个短篇”并不像“农村三部曲”那么起眼，我们很少看到有文字评论，或者说几乎看不到。笔者查阅了一下资料，新中国成立前的只找到两篇，新中国成立后的也是零星一两篇，如上世纪80年代李广德写的《试论茅盾的“城市三部曲”》。也许因为茅盾小说数量大，这种“单纯”写文学创作的故事，是不大引人注意的；即便评论了，似乎意义也不大。那么，这“三个短篇”究竟写了什么？现在的读者又该怎么看？

       茅盾说：“写一个脱离生活的空头文学家的创作苦恼，当然也是讽刺那两年大批冒出来的各种自封的‘作家’们的。”

       小说的主人公——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教师，准备雄心勃勃创作一部“伟大作品”，以实现5年前毕业时他在师长、同学面前发出的“豪言”。可是5年下来，他没有写出一个字。他非常恼懆，自视“天才”，皆因“环境”跟他过不去——孩子闹、夫人俗、房间小，没有书房，没人理解，他的“灵感”被压抑，出不来，因此他必须想办法逃离这样的“恶劣环境”。

       于是，他来到僻静的郊外古庙，效仿外国名家写作习惯，以为这样就可以获得“灵感”。但是“灵感”偏偏跟他作对，就是不来，为什么？因为没有“生活”，他知道“没有生活，就没有创作”。不过，他所理解的“生活”是一个被安排好的舒适的生活条件，他觉得“天才”都得这样，比如沃尔特·司各特就是如此，“难道社会就这样不保重一个意志坚决的天才么”。

       说来也巧，过了3年，他的“生活条件”真的有了改善，他扔掉了“教鞭”，找到了一个领“干薪”的公职岗位，时间充裕了，经济也宽裕了，他为自己换了一套“四间房”，布置了一个大书斋，他可以在里面踱方步，天马行空，畅想未来，他想“天才遇着适宜的环境，一定要开花结果”。

       可是我们这个“天才”又遇到了麻烦，不仅因为孩子大了更加闹腾，还因为他对自己的“天才”创作作了超乎寻常的想象，他梦见了自己的创作问世之后，批评家和他为难，且给他的刺激太深，他觉得自己之所以创作不出，批评家要负责任。

       另外，他又觉得虽然“生活改善了”，生活却依旧“平淡无奇”。他没进过军营，没打过仗，没进过工厂，没下过矿井，没见过水稻是怎么生长，怎样收获的；以前是手执“教鞭”，“对着黑板唱独角戏”，“现在是10点钟上公事房，老看着那几张公事桌”，如此“简单生活”，“生活应该负责任”。

       他甚至觉得当年与夫人谈恋爱也是“平淡无奇”，一点“出奇之处”也没有，似乎又要把“责任”推到夫人身上。夫人的回答神了，咱们的恋爱“既没闹三角，也没家庭的阻拦，你没有从家庭逃过，我也没有要自杀要跳黄浦……你倒以为颠颠倒倒寻死觅活好么”。

       在末篇《无题》中，茅盾给这个“主人公”准备了一份“惊喜”，这个“天才”作家终于创作出了4万字的作品，而且正在读给他的读者——夫人听。为了更好理解他的“杰作”，他给夫人规定了一个“艺术欣赏”的姿势，而他则用高低音朗诵，时不时还要替他的作品加上注解。他还利用关灯或开手电筒来制造气氛，让“读者”如临其境，加倍感动。

       当然，他的“读者”——他的心爱的夫人也挺配合，甚至也挺感动，“美”到了不行，但那是不得已，她“感动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不过她的那颗体谅的心是真切的，她理解他的苦心，只是嘴上不说而已。

       于是，这个“天才”作家得意极了，觉得不久就要一鸣惊人了。当他把作品送到杂志社时却遭到无情拒绝，被退了回去，他一头凉水，很是沮丧。夫人安慰他“那是没有识货的人”，夫人说得对，他把作品收藏了起来，他相信他的作品的价值是要让后世知道的。

       茅盾的“创作三部曲”，写得趣致而夸饰，“神妙”又“煞风景”，大有以“玩世”对抗“玩世”的味道。生活中的真实也许存在但可能不尽如此，而茅盾却把“他”（主人公）写成了近似“堂吉诃德”，写成了类似“阿Q精神”。茅盾作为作家，他深谙创作的艰辛与不易，但是想要异想天开找捷径走另类，则此路不通。茅盾所要表现的是源于生活但又是高于生活的艺术，读者阅读中产生的无穷兴味即可说明这一点。

       茅盾是一位严肃作家，他的小说多反映现实，时代感强，但“创作三部曲”却是个例外，它写的是冷门的文学圈，但就文学圈而言，似乎又是个热点，因为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也不寂寞，确如茅盾所说“颓风”兴起，“自封”的作家不少。那时“个人主义”盛行，誓言“志在文艺”的“空头文学家”们咄咄逼人，他们蜷缩于“象牙塔”内，做着“纯文学”“美文学”的“狭隘文学”大梦，发牢骚，放空炮，玩弄文字游戏。

       对此，茅盾深感忧痛，采用《儒林外史》的笔法加以挞伐，给他们降温，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也有很强的现实性。不过由于写法上的隐蔽，茅盾的这个“三部曲”是被当作“闲书”来看的，鲜有评论，而且很快被淡忘。上世纪80年代开启的“读书热”，茅盾是个热门人物，对他作品的解读几乎是全方位的，可是依旧很少有人提及“创作三部曲”。

       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博人一粲？当然不是！这部总计3．8万字的短篇，单以字数来讲分量就不轻，表面上看，不苟言笑的茅盾写的是“诙谐文字”，而其实背后谈的是严肃的文学话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茅盾写过不少创作方面的体会文章，他在一篇谈论“爱好文艺”与“志在文艺”的文章里，对当时流行的“志在文艺”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认为“志在文艺”不是“爱好文艺”，而是被扭曲的一种“病态”——“浮而不实”的“空头文学家”的做派，因此“志在文艺”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立’的”，当头给了一瓢凉水。

       今天的“环境”早已非“当年”，但“创作三部曲”的要义没有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些“爱好文艺”“志在文艺”的青年，有梦想无可厚非，但要脚踏实地，扎根生活，汲取营养，提高素质，尤其要耐得住寂寞，不浮躁不焦躁，不为名利所诱惑。从这个意义上讲，茅盾的“创作三部曲”不仅不过时，而且具有启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