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简介(柴可夫斯基三大代表作品)

       第一次喝到精酿啤酒“百花深处”时，我似乎看到了《十分钟，年华老去》电影中槐花漫舞、铃声清脆的“百花深处”胡同，但看到的人却不是“年华老去”的冯先生，而是同属金牛座、且是同一天生日的柴可夫斯基与勃拉姆斯，并且还是都留胡子的中年大叔。

       柴可夫斯基（图片来自wiki common）

       但两位音乐家的胡子形象在19世纪的欧洲并非个例。蓄须在当时是一种时尚。柴可夫斯基曾给梅克夫人寄过自己的照片，梅克夫人的答复是：“那可爱的照片使我的世界燃烧，使我的心又光亮又温暖。”从当时的外貌时尚来看，梅克夫人口中的“可爱”应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柴可夫斯基遮住下巴的胡须。

       胡子作为男人“可爱”的标配在东方似乎也是适用的，而且流行时间更早。在秦汉时代，古人以“多须髯”为美，而且就不同部位的胡须叫法不同：嘴唇上的称“髭”，下巴上的称“须”，两边腮上的称“髯”，所以按照排列组合，又有“胡须”、“胡髯”、“髯须”等不同称呼。

       勃拉姆斯（图片来自wiki common）

       在胡子的语言表现力上，我国学者王力就曾在《逻辑和语言》一文中有过论证：“中国古代不但能区别“髭”与“须”，而且能分出“髯”来。古代男子一般都是有胡子的，所以上下胡子和髯需要区别一下。”他还指出，“汉族男子在古代是留胡子的，但与喜好无关，而是身为男子必需留胡子。”

       但这种说法却遭到了沈从文的质疑。他在《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一文中从古代雕塑和绘画人物形象的实例出发，论述至少宋明之前的中国古人并不尊崇胡须的形象特征，而且汉魏隋唐时代的上层人士往往胡须较少，而胡须较多的多是下层人士。

       针对沈从文的质疑，王力随后发表副题为“答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关于胡子问题》，提出二人的争论点主要围绕在“留胡子”的说法上，“古代还没有刮胡子的风俗，哪里谈得上‘留胡子’呢？”

       两位学者在“胡子问题”上的大书特书被文学界视作上世纪60年代的“有趣辩论”。而与东方人的“文字之辩”相比，西方人关于胡子的争论则显得粗犷许多。在古罗马时期，罗马人是不留胡子的，而隔壁的日耳曼则恰恰相反，所以罗马人眼中的日耳曼部落是留胡子的野蛮人，而日耳曼人眼中的罗马人则是娘娘腔。双方互看不顺眼，最终开打。结果日耳曼人获胜，从此，男人都要留胡子。

       所以，作为日耳曼人的后裔，勃拉姆斯留胡子除了时代潮流，遗产基因似乎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显然没有他的爱情作用大。在离开克拉拉之后的岁月里，勃拉姆斯显得颓废不堪。曾经面容光洁的“小鲜肉”因为对“师母”克拉拉的爱以及自认为难以逾越的道德而感到莫大的痛苦。罗马人眼中的“日耳曼是留胡子的野蛮人”形象似乎也被他遗传了下来。

       与日耳曼的“世俗”相比，俄罗斯的“胡子历史”更具宗教色彩。作为基督教的重要分支，东正教一直倡导与留胡子的耶稣保持一致，那时的俄国男人如果剃去胡须是一种“对上地赐予的面容的歪曲”。即使彼得大帝后来强制俄国男人都要剪掉大胡子，但在19世纪，蓄须热潮依然流行了回来，而且还成为标榜与皇权势不两立的一种无声抗争。

       此时的西方大家大多留有胡须，而且一定要遮住下巴，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诺贝尔、德彪西……在这一时期，蓄须不仅是流行于欧洲的时尚，而且是支持民主、体现个人抱负与情怀的象征。由此来看，除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才华，由胡须遮住下巴所体现的个人意志也是梅克夫人愿意资助他的一大理由。

       卡尔·马克思（图片来自wiki common）

       他在与梅克夫人长达14年的通信中彼此安慰生活的纷扰和分享音乐的魅力。这种超乎自然的“友谊”让人们不禁感叹：“假如他们生活在现代，他们的爱情还会如此柏拉图吗？从柴可夫斯基与勃拉姆斯的星座来看，答案依旧是肯定的。金牛座的爱情观一向是“不在乎曾经拥有，只在乎天长地久”，再加上金牛座本身就是一个不喜吐露心声的星座，所以，他们能够将心底的爱持续到生命的终点也就不足为奇。从这个角度来说，柴可夫斯基与勃拉姆斯不在百花深处，而是百花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但最终藏在深处的是我们这群既爱喝酒、又爱音乐、更爱八卦的人。谁能想到在一个工业化风格的啤酒屋里爱情与音乐能同时“奏响”呢？6月3日，由三联爱乐举办的星座音乐家系列活动的第二场“金牛座的柴可夫斯基与勃拉姆斯”在“北平机器”精酿啤酒吧举行，借由两位音乐家的音乐，我们也顺便八卦了一下他们的爱情。

       实际上，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还是见过面的。1877年-1879年，柴可夫斯基曾在梅克夫人位于意大利的布莱洛夫庄园小住过几次，二人曾在不经意间“邂逅”，但并未见面攀谈，只是借由文字传达彼此当时的激动之情。

       巧合的是，柴可夫斯基著名的音乐小品《意大利随想曲》差不多在同时期完成，欢欣愉悦的韵律让人不免将它与二人此时的甜蜜心情联想到一起。除了《意大利随想曲》，柴可夫斯基在与梅克夫人通信期间还创作了《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就连著名的《花之圆舞曲》中都能找到些许梅克夫人的影子。庆幸的是，活动当天，我们都在啤酒的陪伴中欣赏到了这些曲目。

       当天活动的曲目以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作为开场，这是一部让朱军老师从不爱古典音乐到爱上古典音乐的“转折曲”。在朱军老师的心里，柴可夫斯基是一个最带春天气息的金牛男。而他正是朱军老师开启古典音乐大门的一把钥匙。

       与柴可夫斯基的春意相比，勃拉姆斯则显得阴郁许多。勃拉姆斯把对克拉拉的精神之爱化作音符，用音乐作品呈现人生的玩笑与挣扎。朱军老师说：“写歌剧的作曲家不一定是个差作曲家，一辈子不写歌剧的作曲家肯定是一个不差的作曲家。”在那个歌剧极其重要的年代，一首歌剧都不写而成为公认的作曲大师，勃拉姆斯是仅有的范例。

       因为有了两位音乐家“缪斯女神”的加入，“北平机器”精酿啤酒吧特意选取了4款水果啤酒来突出“柏拉图的爱情味道”，苹果、草莓、百香果和黑加仑……4种不同的味道代表了爱情的不同滋味。但与当年看《十分钟，年华老去》不同的是，在喝啤酒、听音乐的过程中，脑中浮现的多是香风扑面、美好犹在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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