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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主妇第二季(绝望主妇第二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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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掐死对方的冲动。”感情专家温格·朱丽在《幸福婚姻法则》中写下这句劝慰的话语时,或许没想到这还可以是一句预言。在日本,平均每个月都有超过13万绝望主妇会在“老公去死.com”(danna-shine.com)网站上写下自己最真心的诅咒,《死亡笔记》不只是一个“脑洞”。

       最近一部美剧《致命女人》将“why women kill”女人杀人为哪般这一问题直接地抛到了观众眼前,三位生活在不同年代的女性:60年代的家庭主妇、80年代的社交名媛和2019年的精英律师,处理着婚姻中的不忠行为。一眼可见桃色叠加一点血色刺激的爽剧配方,但如果说仅粗暴地将其定义为“撕老公”的复仇故事,无疑是散发着某种“山顶洞人”气息的“苦情”滤镜下对人妻们的最大误读:她们不是仇视老公/男性,只是单纯地鄙视他们而已。因此,与其说《致命女人》以猎奇向取胜,不如说它的成功在于直视了人性深处的阴影面。

       对于海外剧而言,“时代早已变了,谈恋爱哪有杀老公好看”。2016年日剧《我的恐怖妻子》演绎了比咖啡豆更黑的婚姻游戏,《消失的爱人》展示了两情相悦、天造地设的浪漫故事如何走向一出惊悚案件,《绝望主妇》戳破了世间完美夫妇的谎言。这一次,马克·切利执导的《致命女人》“复刻”了他编写《绝望主妇》的故事,不同的是,跳出了家庭伦理的框架,将《大小谎言》中尚披着的一层完美受害者的皮掀去,简单又露骨地呈现着“杀夫”的事实。

       《致命女人》回答了,“如果女人不是为了反抗/报复男性压迫而杀人,还能为了什么”?这一提问暗藏偏见地将男人划为女人生活的圆心,而现实只是因为有时“死亡比离婚更便宜”。剧中从1963到1984再到2019,女人面对的主题依然围绕着情爱和出轨,倘若追问“到底有啥进步”,确实不够有独立与觉醒的意味。所以说,《致命女人》是一出非典型“女性主义”作品,少了一些精心地加工与雕刻,比起女权,更关注的是女人。

       故事发生在美国帕萨迪纳的同一栋别墅里,以平行蒙太奇将分别发生在60年代、80年代、2019年的三个故事巧妙地缝在了一起——电影《时时刻刻》的叙事手法。这栋华丽别墅里的女主人,宿命式的走向了同一种命运。“激情可以变成嫉妒,爱可以变成暴力,最伟大的爱情故事,都以死亡收场”。

       马克·切利的镜头切换与叙事节奏的运用都十分高效,三人命运相交、时空缝合的点借用了邻居男孩的“围观”之眼。从小男孩长成青年再到耄耋之年,他发现每段看起来完美、令他艳羡的婚姻都以命案结束,这让人大跌眼镜,然而他身边的女人们似乎并不这么想——60年代时还是小男孩的他见证了一次谋杀,他的妈妈告诉他:“婚姻比想象中难多了”;80年代身边的未婚妻告诉他:“因为杀人比离婚便宜”;2019年再次见证谋杀案,他白发苍苍的妻子在一旁悠悠地“补刀”:“我也能这么干”。

       三个故事都深深刻有时代的印记。60年代的家庭主妇贝丝·安,是一位典型的60年代美国选择回归家庭的中产阶级主妇,端庄的茶歇裙、整齐的金色卷发、贤惠温柔的招牌微笑。她的生活完全围绕着服务丈夫展开,丈夫敲敲杯子,她便自发为他续上咖啡,当熟读彼时问世的女性主义著作《女性的奥秘》的邻居指出,“这是对待女佣的方式”,贝丝毫不在意,甚至骄傲地回击:“我的丈夫是一个出色的养家者,他值得我为他这么做。”她曾问丈夫,“如果你死了,那我会是谁?”得到丈夫不假思索的回答是:“我的寡妇”,贝丝人生的附庸性一览无余。丈夫出轨年轻貌美服务生的事实,突然将她的人生拖进了失控或者说另一种“觉醒”之路。

       80年代刘玉玲出演的名媛西蒙尼更“女权”一些,“我的人生就是很完美啊”,美貌、魅力、地位、财富,她拥有一份属于自己完整而独立的人生与价值,甚至在家中占据更主导的地位与话语权,可以随时选择将不忠于婚姻的丈夫扫地出门。然而,尽管不受制于某个具体的人,可免于被抛弃、被摧毁的命运,但她依然受困于抽象无形的男权社会所带来的压抑。一方面,虚荣的她不能允许公开两人离婚的讯息;另一方面,她仍旧感受到真实的挫败:“我总认为自己是个非凡的女人,但如果没人想爱我,我能有多非凡呢?”

       当视角转换到2019年,女主角是践行开放式婚姻的女性主义者。然而丈夫支持的背后却是以爱之名的不劳而获,他不付出、只索取,在享有妻子养家的福利后,仍旧会对一个清洁房间、会做饭洗衣服的女人痴迷。相应的,在时代的前行中,她们的丈夫亦各有特色:60年代的丈夫相信,“爱照顾人的女生最性感”;80年代的丈夫选择魅力,“她的出场太惊艳了,你能从她的走姿看出来,她知道她美若天仙”;2019年的丈夫会对泰勒在女性游行中所作的废除父权制演讲而心动。

       时代虽然在变化,但人对于感情的追求、对于亲密契约的渴望,并不会发生从有到无的质变。女性的魅力与衡量价值被更多样地发掘,然而她们终究要面对同一个问题。贝丝的故事线最易被“女性主义”所识别,她的抗争与觉醒都显得更加“合情合理”,当她改变自己迎合丈夫、努力修复关系只换来又一次的谎言,丈夫对她的开心无动于衷:不影响给我做可口的晚餐,随你干什么。她终于觉醒:并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相较之下,西蒙尼与泰勒的故事总显得有些“肤浅”和肥皂剧味,她们复仇的动机不那么站得住脚,似乎让故事流于表面猎奇与刺激。先不提后面故事会如何展开——主创曾透露杀人者并不全是主妇们,这些“抓马”桥段真的廉价吗?换种问法,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女人可不可以从完美而苦情的受害者身份上松松绑呢?戏外更讽刺的现实是,当海外剧在反思婚姻制度、女性的力量与价值时,我们在追剧时看到片头投放的却是号召“女人美了才完美,女人美了才完整”的整形APP广告。

       《致命女人》片头漫画呈现的种种“杀夫”场面,很有百老汇音乐剧《芝加哥》的既视感,监狱里六名女囚因杀掉自己的丈夫或情人而获罪,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丈夫与妹妹偷情、情夫想要与自己分手,甚至是丈夫嚼口香糖太大声……这里面的女性当然并不无辜,但“她们跟男人一样,有爱、有性、有欲,有自私、有痛苦、有罪愆,也有可堪同情之处”。

       她们出于人性与欲望所做出的选择,能否被正视呢?或许,只有当道德的准则不只要求女性这一性别时,女人作为整体而复杂的人,她的欲望才能够真正被接受。至少,《致命女人》给出的示范是,除了追问why women kill,还需我们更深地去感同身受,去反思婚姻制度,或许这正是不够出彩的2019年的故事被填上去的意义所在,“只有那时你才能明白她做出的选择”。(韩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