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大湾区核心是哪个城市)
车辆行驶在港珠澳大桥上。新华社发
陈广汉 郭红松绘
毛艳华 郭红松绘
杜金珉 郭红松绘
编者按
“网上的群众路线，报上的智库解答。”2月19日夜，当在电脑上键入这句话，我们心怀的，是在互联网时代“开门办报”、以专家观点回应民众关切的真挚愿望；我们力行的，是激活传统纸媒思想文化优势、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光明正道。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民是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渴求了解什么，媒体自当尽力聚焦什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离不开群众视角、人民情怀；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不可缺理论阐释、专家解惑。由此，我们在《光明视野》版引入智库专家答问新形式，着力搭建新时代沟通线上线下、连接党心民心的桥梁纽带。
每一期，我们将在光明日报客户端、官方微信、微博，光明网等平台发布话题征集启事，广泛采集网友提问，并邀请各界专家“听题答卷”，提供理论厚度、现实热度、专业高度的权威解答。我们背后，是光明智库广泛联络的全国700余家智库、一万余名智库专家；我们脚下，是光明日报70年办报形成的思想理论积累。请您提问，我们始终在线等。
首期话题，让我们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用三期答问带您看清这片活力热土的蓬勃现实与美好未来。
网友关注：
●粤港澳三地同宗同源又各个不同，怎样建设才能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加速整体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医治“大城市病”有没有帮助？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香港经济？
●怎样通过大湾区建设，让港澳地区更好地参加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
答问专家：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副院长 陈广汉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 毛艳华
暨南大学广州自贸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广州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基地主任 杜金珉
“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光明智库：“国际一流湾区”“世界级城市群”，这是网友们谈到2月18日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时特别感兴趣的关键词。有人问，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其他城市群相比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重要？
陈广汉： “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两个“最”字点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重要性。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将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
首先，构建开放型区域协调创新共同体，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近年来，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深圳的表现尤为突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香港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政策和措施，港澳与珠三角城市之间科技合作不断推进。
其次，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在新时代开放性格局新范式形成中发挥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和澳门成为内地吸引国际投资和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桥梁，而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区域一直走在对外开放前列。三地携手，有望打造中国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国际经贸合作和国际经济治理的新平台。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力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这一举措不仅为香港和澳门工商界探索发展新路向、寻找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保持港澳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繁荣稳定。
毛艳华： 相比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拥有湾区经济的独特优势。首先是独特的开放优势；其次是天然的创新优势——香港拥有国际化创新资源和金融市场，珠三角拥有高科技制造业体系；最后是高度的国际化——香港的营商环境与国际高度接轨，拥有一批熟悉国际经贸规则的人才。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将香港的专业服务和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势与珠三角的人才、产业和科技相配合，可以实现体制和生产要素的更优组合。
杜金岷： 对港澳而言，大湾区建设是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作出新贡献的重大机遇；对广东来说，建设大湾区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无论在土地面积、人口规模、城镇化率、港口运力还是在产业竞争力方面，大湾区都堪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一流湾区比肩，有望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粤港澳大湾区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关键角色。这里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可充分发挥其港口、金融、贸易、制造业等优势，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承认和尊重差异，善用“两制”之利
光明智库：《规划纲要》中对三地给出了明确定位。然而，三地有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经济发展程度及社会管理模式各有差异。网友们普遍关心：怎么认识这种差异，怎样处理好差异带来的问题？
陈广汉：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机制的最大特点是“一国两制”。这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既不同于国际区域合作，也不同于国内省际区域合作。实践表明，经济体制的差异性可以在区域合作中产生制度互补收益，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优势，需要承认和尊重这种差异；同时，制度差异性也会在区域合作中产生制度摩擦与成本，因此需要学会善用“两制”之利。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追求制度互补的收益最大化和制度摩擦导致的成本最小化，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应该在两方面发力：
一是在服务业的开放和人流、物流、资金及信息自由流动方面先行先试。在专业服务、银行和保险、通关制度等领域创新合作模式，促进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不断减少并最终消除港澳居民在珠三角发展和生活的障碍，实现资源高效配置。
二是以跨境边界区和自贸区为突破口，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建设新模式。在港深交接的河套地区建立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在澳门和珠海交界的横琴自贸区按照“一线放宽、二线管住、人货分离、分类管理”的原则，落实分线管理模式。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叠加优势，推动珠三角与港澳体制机制对接。具体包括：以前海为依托，重点推动粤港深度合作，建设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世界服务贸易重要基地和国际性枢纽港；以南沙为依托，推动粤港澳优质生活圈示范区建设，试点制定更加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等；横琴片区重点推动粤澳深度合作，建设文化教育开放先导区、国际商务服务休闲旅游基地和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载体，推进珠澳跨境工业区、粤澳产业园、粤澳信息港、广东海洋经济综合示范区和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等重大项目建设。
毛艳华： 粤港澳大湾区是推动“一国两制”的新实践，要辩证看待湾区建设所面临的制度性差异。要依据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精神，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推动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创新，谋求三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针对不同的体制机制障碍对症下药，构建连接三地的体制通道。
例如，应探索粤港澳合作的法治框架。首先，要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法律基础。建议从国家立法层面，或通过授权立法方式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行政协议的法律基础。鼓励港澳地区的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及时将行政协议转化为在港澳受认可的法律。其次，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长效机制。最后，健全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争端解决机制。
杜金岷： 在有差异的条件下推进大湾区合作，有望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加速推进发展。建议加强文化交流互动，提升三地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经济、科技联动，实现三方互利，优化制造业布局，提升广东省承接、转化港澳高新技术的能力，实现三地产业链的嵌合，提升广东同港澳地区的经济关联拟合度。在经济上实现融合发展后，大湾区的“聚合力”将逐步增强。
重在推进合作体制和机制创新
光明智库：有差异性，更要注重协调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政策协调和规划衔接”。三地协调和衔接的成效怎样，还有哪些要啃的“硬骨头”，又该怎么啃？
陈广汉： 2018年，中央正式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大湾区建设进入新阶段；同时，一系列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互联互通措施正式实施。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重在推进合作体制和机制创新，保证市场在经贸合作和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重大基础设施和合作体制机制的创新，都需要中央和粤港澳三地政府的规划与协调。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智库、行业协会、企业作用，实现民间平等交流、友好协商，共同推动合作发展。
杜金岷： 三地的协调发展，集中体现在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的建设上。例如，建设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等；建立起了一批特色合作平台，将珠三角同港澳地区的发展串联起来，形成了更大口径的国际开放阵营；以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系列协议框架为基础，推动市场一体化和对外开放。但珠三角内部还不同程度存在着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统筹层级依旧以市为单位的现象。这种体系阻碍了人才高效流动，制约大湾区协调发展。
毛艳华： 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目前要啃的“硬骨头”至少有三块：
第一，实现要素的跨境顺畅流通。建议加快针对性研究，破解市场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湾区人才、物资、资金、信息等要素顺畅流动。
第二，区内营商规则对接。建议发挥广东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试验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加快探索形成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第三，区域合作机制创新。建议整合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和粤澳合作联席会议两个联席会议的功能，探索成立粤港澳合作联席会议，完善省区层面的协调机制与对话框架，共同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装备设施布局、重点产业创新合作、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加强规划衔接。
提出解决“大城市病”的中国方案
光明智库：“大城市病”是城市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烦恼。有广州网友问：大湾区建设对医治“大城市病”有没有帮助，群众能有什么样的期待？
毛艳华：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广州和深圳两个常住人口超1000万的超大城市以及数个特大城市，“大城市病”不可小视。
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都曾经历过严重的“大城市病”。为“治病”，纽约湾区采取了跨行政区的组织协调以强化规划实施力度、加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公共住房等措施；东京湾区采取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公共交通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
相比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更多、面积更大，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多中心特征，三地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社会管理模式又有差异，跨区域协调的难度更大。因此，《规划纲要》从多个维度提出了解决“大城市病”的中国方案。
首先，优化空间布局。“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区域经济和城市空间格局的构建，有利于实现城市群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发展，强化区域对外围地区的辐射和带动效应，避免“大城市病”的出现。
其次，明确各中心城市功能定位，强化湾区内部产业分工合作。产业结构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人随产业走”，促进产业分工协调将有助于引导人口在湾区内部有序流动，缓解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压力。
再次，促进基础设施网络化。这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重中之重。通达的基础设施网络有助于提高城市群次中心吸引力，引导人口向次中心城市流动，缓解湾区“大城市病”。
陈广汉： 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实施由核心大城市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合理疏解功能聚集，可以阻止城市过度膨胀，改善单中心规划模式，保障和谐宜居生活环境。
按这一要求，就要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合作机制，建设绿色低碳湾区。要更加注重维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提供更高质量的环境公共产品；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智慧城市、数字湾区。交通、能源、通信、建筑、生产和物流、政府治理、安全、水基础设施8个子系统的技术和服务创新，将极大改善交通拥堵、噪音问题，为居民提供更智能、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