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诚信的小故事(20个诚信小故事)
只有我们付出的，才是我们拥有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
近几年，救助穷人（特别是穷困妇女）最时髦的方式之一是提供燃料消耗更低、产生烟雾更少的“清洁炉灶”。这是因为，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还在以木柴、煤炭或动物粪便为燃料，使用效能低、烟雾大的老式炉灶或以明火取暖、做饭。这些方式消耗大量木柴或其他燃料，妇女们往往要耗费大量时间搜寻柴火，家里的女孩们有时也被迫辍学回来帮忙。寻找燃料导致滥伐森林，引起水土流失。传统的炉灶非常不稳当，坐在火上的开水壶经常打翻，烫伤炉边的孩子。我们见过太多孩子身上留着可怕的烫伤疤痕。
传统炉灶的另一大缺陷是，它们产生的浓烟对健康构成危害。2012年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家庭室内空气污染[1]是印度最大的单一健康风险因素，也是非洲第二大单一健康风险因素。烟雾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肺疾病，每年导致400万人过早死亡。烟雾还会引发白内障，致人失明。研究认为，老式炉灶每年致死的人数超过了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和。
工程师们设计出使用简便、价格低廉的清洁炉灶，表面看起来，似乎解决了问题。清洁炉灶通常是密闭的，像美国的老式柴火炉一样，因此比明火燃烧的效率高得多，还配备了烟囱，可将烟雾排出小屋。全世界的援助组织都在竭力推广清洁炉灶。
在马拉维南部的村子里，农民威廉·马哈巴领我们走进他的棚屋，向我们展示他的双灶炉。炉子是在一个援助组织的帮助下建造的，用泥巴制成，理论上，烧火产生的浓烟会通过后墙上开的洞排到室外（事实上，屋里的烟太大，我们几乎都无法写笔记，但马哈巴一直坚持说，以前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
很快有人对此产生了兴趣。希拉里·克林顿一直是妇女发展的强力倡导者，她发起了“全球清洁炉灶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Clean Cookstoves）。这是一个公私合作联盟，合作伙伴超过600家，其中包括38个政府。“清洁炉灶，”希拉里说起这个概念，“这跟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推动人权、民主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哦，实际上，它和每件事都息息相关。”她的观念是，为妇女赋权、使她们摆脱边缘地位的举措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联盟已经计划好，仅在东非推广清洁炉灶就要投资7000万美元，以在2020年将1亿台清洁炉灶安装到位。
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相信清洁炉灶，她决定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测量它们的影响。迪弗洛和援助组织“乡村发展”（Gram Vikas）合作，在印度奥里萨邦测量清洁炉灶对促进农民健康、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该地区的儿童每天吸入的油烟量相当于吸了七支烟。因此，迪弗洛想要测量，使用清洁炉灶后，呼吸道感染会降低多少，能够下地干活的农民数量会增加多少。迪弗洛回忆说：“我们研究了炉灶，完全相信它们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们也在实验室测试了，效果很好。”
然而，研究却发现，至少在这次实验里，清洁炉灶彻底失败了。[2]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们热爱清洁炉灶，印度的村民们却不为所动，不常使用。在现实环境下，炉灶会出故障，开裂，或者不好用，村民们使用它们的次数越来越少。烟道会堵塞，清理不干净。有时，妇女们只使用一个灶眼，忘了把另一个灶眼盖住，浓烟就会从旁边的灶眼冒出来。结果是，情况并未改善，家里的大部分人还是会暴露在烟雾之下。研究也表明，木柴的消耗量没有减少。
最重要的是，迪弗洛和同事们根据肺活量和呼出气体的二氧化碳量测试发现，“健康测试结果，比如呼吸功能、血压、婴儿死亡率和儿童体重指数，都没有改善。此外，村民的自评健康情况，比如瞌睡和感冒，也没有改变”。
研究一经发布，便如堤坝决口，关于清洁炉灶问题的实地反馈纷至沓来。其他研究者发现，清洁炉灶引入加纳一年后，仍在使用的数量只有一半。另一项研究发现，塞内加尔的太阳能炉灶，看上去对村民毫无影响，木柴采集量仅下降了1%，而技术爱好者们之前一直为太阳能炉灶能减少柴火使用量激动不已。
这段插曲提醒我们：就连最绝妙的灵感，也并不总是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谨慎实验，测试把资源投在哪里才能创造更好的世界，十分重要。从历史来看，我们在制订打击贫困的策略时，几乎总是依据直觉和臆想，而不是确凿的证据。在全球历史上，每个援助组织都宣称自己的干预成本效益好，但评估时则往往像祖父母评价孙辈一样仁慈宽厚。
这种状况正开始改变，一定程度上该归功于迪弗洛教授的工作。她是一个谦逊、低调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推辞并且立即抗议说，她自己只是大团队的一分子，成绩属于其他人。埃斯特41岁，瘦小单薄，声音温柔，金棕色的中长发衬托出严肃的脸庞。她样貌普通，是那种在街上擦肩而过时你永远也不会记得的人。但是，她研发的用以评测影响力和成本效率的工具，推动了贫困经济学的革命。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开拓了许多实验，以判断在对抗贫穷上各种因素都起了哪些作用。（多米尼克·莱格特摄）
生长于巴黎的迪弗洛，人生的大半时间在美国度过，可说话还带着法国口音，这让她引以为傲。她的母亲是一名儿科医生，父亲是一名数学家，父母对全球贫困的关心令她从小就耳濡目染。她的叔叔是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衍生机构世界医生组织（Doctors of the World）的创建者之一，她的母亲定期前往萨尔瓦多等冲突不断的国家为儿童诊疗。迪弗洛自己对发展中世界的关心，部分始于她6岁时读的一本漫画书。书里讲的是印度加尔各答的故事，那里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一平方米，这让小迪弗洛目瞪口呆。她开动脑筋，想象出一个巨大的网格，就像一个棋盘似的，每个人只能站在一个小小的方格里。从那以后，迪弗洛就试图弄明白世界贫困问题。她进入一流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但后来在俄罗斯和马达加斯加的经历让她确信，和历史相比，经济学是改造世界更好的工具。她在巴黎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申请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麻省理工的经济学系几乎要拒绝她了，多亏系里一名法国教授为她奔走，她才勉强挤进去。
毕业后，迪弗洛留在麻省理工，成为一名助理教授。又过了几年，她发现自己成了几所大学争相抢夺的对象。她巧妙地利用这些砝码，29岁就成了麻省理工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并在一个中东大亨的赞助下，帮助学校建立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实验室联结起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网络，用随机对照实验判断哪些途径打击贫困成本效率最高。这些实验和药品临床实验很像：把受试者随机分入实验组和对照组，然后精确测量两组的变化。实验的目标是将科学、度量指标和精密度引入全球贫困斗争。
这种实验研究法让迪弗洛一跃成为该领域的顶尖人物。她赢得了迈克阿瑟天才奖学金，以及专为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贫困行动实验室已经参与了350多项随机对照实验，并且在犯罪和国内贫困问题等领域激发了相似的做法。
一项实验发现，为孩子驱虫的好处令人惊喜。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并不认为肠道寄生虫是教育的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体内没有这些虫子。然而，寄生虫会导致儿童体弱、贫血——特别是高中女生，因为来月经，她们更易患上贫血。20世纪初，很多美国孩子（尤其是南方的）都有寄生虫，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为孩子们驱虫。做过驱虫的小学生，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儿童都有肠道寄生虫。消灭这些虫子，只需要一片或两片阿苯达唑，在国际市场上大批量购买，每片仅需2美分。包括分发药物在内的整个行动，每年只需要为每个孩子花费50美分。非洲学校的缺勤率往往比较高，部分原因在于孩子们常常生病，驱虫将缺勤率降低了四分之一。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教授（Michael Kremer）和同事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2考察了肯尼亚一个地区的情况，测试驱虫的效果。当地的部分学校被随机选中，这些学校内的所有学生都接受了驱虫。克莱默和米格尔发现，通过驱虫使学生在学校多待一年，每多留下一个孩子，仅需要3.5美元（大约每七个接受驱虫的孩子里，出勤人数就增加一个）。[4]另一种便宜的方法是购买校服，这要为每个进入学校系统的孩子花费大约100美元。而建造校舍的人均花费则达到好几百美元。
并不是每项关于驱虫的研究都产生了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肯尼亚后续的一些随机对照实验表明，长期效果同样引人注目[5]。未接受驱虫的孩子成年后依然是文盲的可能性比接受驱虫的孩子高13%。此外，就连没有接受治疗的人也从驱虫行动中受益了——这可能是因为，降低寄生虫感染率提高了当地的“群体免疫力”。
严格实验的重要性，从迪弗洛与阿巴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合作的小额信贷研究中也可见一斑。很多年来，小额信贷几乎被奉为治愈全球贫困恶疾的灵丹妙药。我们时代的英雄之一穆罕默德·尤纳斯（Muhammad Yunus），凭借他在孟加拉为穷人发放贷款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小额信贷机构“成交”网站，因使美国人得以向全世界的创业者提供小额借款而大获成功。然而，迪弗洛仔细测量小额信贷的影响时，却发现它根本不是神奇疗法。她观察了一个印度小额信贷机构Spandana在海得拉巴市的发展。[6]在海得拉巴市的104个街区中随机挑出一半，由Spandana提供借款，另一半街区作为对照组。迪弗洛注意到，在Spandana小额借款的帮助下，7%的人做起了小生意，而对照组开办小生意的人占总数的5%。二者相比，前者不过略高而已。在获得贷款的街区，居民为儿童教育投资的概率并没有上升，妇女似乎也并未得到权利。总的说来，小额贷款创造了一定的影响，但没有取得许多人所期望的突破性进展。
“我们对这些结果相当满意，”迪弗洛和班纳吉在《穷人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看似实现了。它们不是奇迹，但是也奏效了。”[7]其他人几乎都感到失望至极，而小额信贷机构则对这项研究提出质疑。然而，当越来越多的随机对照实验在埃塞俄比亚、蒙古、墨西哥、波黑、摩洛哥和菲律宾得出相同的结果时，这样的尝试愈发显得徒劳无功。
另一方面，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帮助穷人存钱的小额储蓄项目产生了令人惊喜的积极效果。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在银行开户，只能把钱藏在其他地方，比如没有锁的窝棚里。此外，贫困农民通常只在丰收后才得到收入，每年一次或两次，每次都是大笔数额，随之而来的是络绎不绝伸手借钱的人。结果，农民们产生了花钱而不是存钱的压力，钞票往往用在了酒精、烟草和妓女身上。再然后，就是高利贷——不光是借钱的，还有存钱的高利贷。在西非，农民们可以把钱存在从事货币交易的苏苏人手里，但每年必须为存款支付40%的手续费！[8]有人担心小偷或借钱的人上门，就把100美元存在苏苏人手里，来年只能取回60美元。
小额储蓄计划帮助人们妥善保管金钱，积累储蓄金，从而解决上述问题。斯坦福大学的帕斯卡丽娜·迪帕（Pascaline Dupas）在2013年做了一项研究，把储蓄账户提供给肯尼亚乡村做小买卖的妇女。[9]这些账户没有利息，取款还要收手续费，但仍有83%的人签约开户。不到六个月，参加项目的妇女每天为生意投入的资金就比对照组高出了50%。
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是小额贷款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它简便易行，自1991年由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在尼日尔创设以来，已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模式得到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国际机遇（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乐施会（Oxfam）以及天主教救济服务队（Catholic Relief Services）在内的众多组织也采纳了它。通常的做法是，援助组织提供一个配备三把挂锁的简易锁钞箱，三把锁必须全部打开才能取钱。大约每20个农村妇女（偶尔也有男性）组成一组，可能每周碰面一次，每名成员带来5分钱或差不多的少量金钱存入锁款箱，三把挂锁的钥匙分给不同的组员，而箱子由没有钥匙的第四名组员保管。天主教救济服务队的救援人员休·阿普勒向我们展示了尼加拉瓜农村的项目是如何操作的。他指出，因为由村民自己提供资金，这些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不需要多少钱就能办起来。“人们用自己的钱实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阿普勒说。通过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每名参加者只需要交25美分就能加入一个小额储蓄组，我们认为，这是帮助人们自助的一种成本效率极高的方法。向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捐款时，捐赠人可以指定把款项专门拨给乡村储蓄和贷款项目。
小额储蓄力量强大，甚至没有外来援助组织的推动也能运行。1999年至2001年间，一项名为WORTH的妇女赋权项目组织了35000名尼泊尔妇女加入储蓄小组。后来，当地的反政府游击队强迫资助方撤出，终止项目。叛乱平息后，援助人员回到当地，发现储蓄小组一直自己维持着，有些地方的小组甚至还扩大了。一项后续研究表明，直到2007年，也就是外部支援被切断六年以后，这些小组中有三分之二还在运转，在没有外界协助的情况下，村民们自己成立了25个全新的储蓄小组。
随机对照实验当然也有局限。这类实验成本高昂，并且往往不切实际，在肯尼亚做的实验在埃塞俄比亚就不一定成功。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成百上千，不可能一一得到测试，也不可能为了显示出缓慢的变化而把实验时间拖得太长。虽然这些实验在测试某一种特定方法时非常有效，但在评估其他领域，包括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项目时，也许就不那么管用了。更广泛的质疑是，随机对照实验只关注细小问题，而忽视了更大的基本问题，比如，外国援助究竟有没有效果。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家桑杰·雷迪（Sanjay Reddy）就曾批评这些实验“严重限制了可以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是严谨，倒不如说是僵如死尸”。[10]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在重要问题上——比如是否将上千万美元投入到现在的清洁炉灶技术——尽可能多地得到指导是很有助益的。[11]迪弗洛的随机对照实验让投入几年时间推广清洁炉灶的人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所致力的是一项前景广阔的技术，每年可能避免400万人过早死亡，而且他们也说明，现在研发出的新型炉灶已经远胜过迪弗洛测试的样本。只因为迪弗洛在某一个地区对上一代炉灶做过的一项实验，人们付出的这些努力就应该被全盘抛弃吗？我们自己的看法是，我们也许会观察后续的炉灶实验，但是直到被证明有效之前，应该把它限制在较小的使用范围之内。在资源稀缺的地方，我们该把钱投给有证据支撑的策略，而不是仅凭猜测就做决定。我们相信，清洁炉灶的新技术有朝一日会赢得印度村民的认可，带来巨大的改变，但在此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印度还是美国的贫困问题，严格的评估都是必需的。以预感和直觉为基础来对抗全球贫困问题，未免风险太大。投资领域的评估日趋严格，非营利领域也该如此。如果在开辟全新的业务时，企业需要小心翼翼地论证，那么，援助组织或捐助人为疟疾防治和儿童教育制订计划时，就更要依靠严谨的证据。实验并非总是可行或者有成本效益的，对倡议活动进行测量也并不容易，但是全面提升评估的严谨程度，将帮助慈善组织更有针对性地发挥影响力。在本书中，我们还将多次谈到随机对照实验和其他坚实的证据，从而避免陷入对“什么才是创造机会的最佳方式”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
迪弗洛的学生和同事，以及耶鲁大学的迪恩·卡兰（Dean Karlan）教授从研究和学术向前迈出一步，创建了名为“证据行动”的组织，向由随机对照实验证明有效的项目投资，而这些实验往往是由贫困行动实验室执行的。如前所述，“证据行动”开展了儿童驱虫项目——现已治疗27个国家的3700万名儿童，以及每家每年只需1.98美元就能喝到安全饮用水的氯化器项目。
在国内领域，纽约的非营利研究组织人力示范研究公司执行了一系列随机对照实验，探索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循证政策联盟（Coalition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制作了一个精彩的网站，列出了一系列具备严谨证据支持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经过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证明，涵盖了亲代抚育、精神健康和无家可归现象等多个领域。这些资源意味着，当一个普通的捐赠者试图为缓解洛杉矶或南苏丹的贫困贡献一份力量时，不再需要依靠直觉猜测哪些项目可能成功，而是能够经过严格的评估。过去，只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或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巨型慈善机构才能采用这样的评估。慈善领域的信息革命已经到来。
和CARE一起卖甜甜圈
农民碧蒂·露丝·纳索尼来自非洲南部国家马拉维，今年39岁。她戴着一顶绒线帽盖住短短的头发，温暖的笑容没有因为后缩的下巴和一口残缺不全、歪歪扭扭的牙齿而黯然失色。但是，以前她很少露出微笑，因为她和丈夫阿尔弗雷德·纳索尼一贫如洗。他们有2.5英亩土地，但通常只耕种一部分，因为没钱买种子。纳索尼夫妇住在离首都利隆圭不远的马萨巴村，这里茅草为顶的泥巴墙棚屋随处可见。碧蒂·露丝从来没上过学，一字不识；阿尔弗雷德五年级就辍学了。因为没有计划生育，他们有七个孩子，其中两个没来得及送医就死了，营养不良可能造成了他们的早夭。
“我没法带他们去医院，因为路很远，我们也没有钱，”碧蒂·露丝回忆道，说起更大的那个孩子，她难过地扶着自己的脖子，“他病得很重，我们把他放在家里待了四天，然后他就走了。”
碧蒂·露丝给其他农民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有时，她的酬劳是一盘豆子，她就把绝大部分给孩子糊口。有时她只能得到玉米皮，这通常是用来喂牲口的，饥荒的时候，也有人吃。她把玉米皮摊在阳光下晒干，然后磨成粉。实在走投无路，碧蒂·露丝就去捡树叶，煮熟给家人吃。贫穷似乎已传递到下一代：因为拿不出5美元的校服费，夫妇俩让念到四年级的长子退学了，去另一个村子里当放牛娃，因为牲畜的主人同意养活他。
阿尔弗雷德告诉我们，虽然他的孩子快饿死了，他还是平均每周花两美元买当地非法酿造的烈酒，花50美分买香烟。他还说，他也常常一个星期花两美元或两美元多向当地女孩买春——即便那里艾滋病肆虐。这一切令碧蒂·露丝感到愤怒和耻辱，在她眼里，懒惰的阿尔弗雷德一无是处。“我们的婚姻几乎破裂，”她说，同时也承认自己得理不饶人，“家里没有吃的时候，我就不让他出门和朋友聊天。我们总是吵架，因为我怪他不关心我们……我们成宿成宿地打架。”
就这样挨到2005年，碧蒂·露丝听说国际救助贫困组织在村里办起了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我是结了婚的女人，必须要征得丈夫的许可。在他的允许下，我参加了。”她回忆道。她和19名妇女组成一组，每逢周二聚会，每人每次带来大约10美分。这些资金通常借给打算开始做买卖或扩大生意的组员。碧蒂·露丝在国际救助贫困组织的指导下借了两美元，开始售卖一种本地化的甜甜圈，每个卖两美分。
马拉维。受惠于CARE的小额储蓄项目，碧蒂·露丝·纳索尼在村子里卖起了甜甜圈。（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摄）
“大家真的很喜欢我做的甜甜圈。”碧蒂·露丝自豪地说，很快她一天就能卖出100个。后来，她把甜甜圈的价格上调到每个4美分，每天能卖出250个。这时，她每天盈利已超过2美元——和只能挣到玉米皮的时候比，可谓天壤之别。碧蒂·露丝给了阿尔弗雷德7美元，让他在村里收购西红柿，然后拿到镇上的集市售卖。第一天，阿尔弗雷德就挣到不止3美元。他开始种植、销售蔬菜，展露出成为一名商人的潜质。
碧蒂·露丝一直在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存钱，如今她取出100美元，准备和阿尔弗雷德做些新的尝试。他们给家里的小片花生地施了肥料，花生产量从往常的一两袋一下增加到七袋。“这是我们第一次大丰收。”碧蒂·露丝说。他们更加勤劳地耕作，两英亩半的地里全部种上了东西，还向村里人租种了两英亩。
“在收获的高峰期，我得雇七到十个人来收割。”碧蒂·露丝骄傲地告诉我们。我们去时，他们刚刚破纪录地收获了64袋花生。
阿尔弗雷德也参加了一个小额储蓄小组，组里共有20个男人。男性小组不如妇女们的小组成功，部分原因是男人们不按时开会，有时借款的人还会卷款消失。不过，这个小组还是给了阿尔弗雷德一个存钱的地方，免得他把辛苦所得的钱浪费在酒精上。看到家里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自己的地位有所提高，阿尔弗雷德戒了烟酒，和女朋友们一刀两断。这意味着更多的钱可以花在孩子的教育上了。阿尔弗雷德和碧蒂·露丝希望把最小的孩子送进大学。现在，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了。
“我们现在不吵架了。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把它当成整个家庭的事，”碧蒂·露丝说，“阿尔弗雷德和我很亲密，他做决定前都会和我商量。他看到我帮助家庭创造了收入。他看到，没有我，我们不会拥有今天的一切。你们也能看出来，我家的房子在村里数一数二。”
这话不假。阿尔弗雷德和碧蒂·露丝刚刚把茅草屋顶换成了锡皮的，还给房子加装了一扇漂亮的木门。他们盖了一间结实的小仓库，老鼠进不去了，以往每年10月一收割就得卖掉的粮食现在可以储存起来，等到来年2月再卖，价格就能上涨60%。当然，碧蒂·露丝的成功不是典型的。她特别具有创业精神，又极其精明，现在她正筹划投资购买一辆牛车，一方面能运输自家的产品到集市上卖，一方面还能租给村里人。她还想添置一台太阳能电视机，这将是村里第一台电视机。碧蒂·露丝已经想好怎么拿它来赚钱了：“我是个生意人，可不会把东西白白送给别人。如果电视上播足球赛或者别的节目，那来我家看电视的人可要付点观看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