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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真正领导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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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维系200多年的封建王朝,拥有60万大军,却被3000人的革命军队伍推翻。兵力人数和斗争结果的对比,反映着深层次的社会内涵。

1912年2月,隆裕太后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一纸退位诏书,将自己送下权力巅峰。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朝,以十分惨淡的方式退出了政治舞台。

人们一面欢欣于汉族的复兴,一面又对清朝的覆灭产生了好奇。

在武昌起义爆发时,革命军和清朝政府军人数实在悬殊,可结果却向前者一边倒,这是为何?清朝灭亡的深层次因素还有哪些?

1911年10月10日那天,所有事情的发生其实都十分仓促。

发动武装起义,掀起大规模的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军事行动,这个计划在黄花岗之后,就已经被登记在了革命党人的日程当中。

身为革命先驱和领袖,孙中山先生总揽大局。

他是一位相当谨慎的人物,在深刻认识到清政府军事力量和革命军力量的差距之后,打算徐徐图之,从长计议。

他也一再告诫孙武等人,革命行动切忌冒进,一切工作都应当稳步进行。

大家都在按照他所要求的节奏推进工作,只是很遗憾,变故的突然来临,并不在大家的计划之内。

原本湖南湖北两个省内的队伍达成共识,在10月16日正式发起行动。可是筹备起义的过程中,革命军由于疏忽,引发了意外爆炸,引来了敌人的搜查。

就这样,起义的机密安排暴露在了敌人的视线之中。

辛苦准备这么久,若因为这个意外放弃全盘行动,大家都心有不甘。思来想去,他们只能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起义提前,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众人相约:“我们以枪声为令,同时发作。届时,城外的护卫队和辎重部队也会及时响应。此战至关重要,不成功,便成仁。”

怀着必胜的信念,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革命人士纷纷就位。10月10日当晚,一声枪响打乱了寂静的夜晚,战火照亮苍穹,激烈的交战轮番上演。

仅仅3000人的革命军队伍,打出了30000人,甚至更多人的架势。

军中缺乏说一不二的指挥者,这是他们致命的弱点。万幸的是,革命党人及时察觉,军中将领通力合作,弥补了这一弱势。

冲向楚望台,攻下总督府,控制了整个武昌,起义的进展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一些视死如归的革命者,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发现自己还成功活在这世上,简直觉得难以置信。

要知道,他们面对的是相当强大的敌人。“强大”二字,并不体现在清政府的实力上,而是体现在清朝政府军队的人数上。

相比于可怜的3000人而言,清政府的胜算极大。他们有60万大军可以调遣,有全国各地的资源可以统筹。

一场必输无疑的死局,被革命人士走出了一条生路。武昌起义的胜利,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这场革命也终结了清朝200多年的生命。

一步步推进,环环相扣,革命党人用实力创造了奇迹。

如果说起义开始前,所有革命党人心中都没有丝毫胜算的话,那么战斗进行到一半,他们就觉得结果已经十拿九稳。

这是因为,他们遇到的阻力,不及他们所想象的十分之三。

在后续的革命斗争中,四川令他们印象深刻。打进四川之前,消息灵通的战士就已经探听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他报告上级:“驻守在四川的八旗军队,根本没有动力跟我们打仗。他们早就对清政府深恶痛绝,半年多的时间拿不到军饷,军中人生活都成问题。”

军无斗志,只要抓住这一焦点问题,革命军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进入四川的地界之后,革命军派出代表,与当地政府军的负责人协商接下来的局势问题。

革命军代表做出承诺,清政府欠他们的军饷,革命军可以帮他们补齐。军中太多想要回家的士兵,不如放弃抵抗,早日协商一致,他们也好早日回家。

这些话,戳中了每一个在清朝的军中对虚度光阴的人的心。

说句实在话,他们并不关心这场革命谁胜谁负。每一个战士,本质上都只是没有话语权的平头老百姓,都不想参与纷争。

过好平平淡淡的日子,留得一条小命,此生能得善终,这对他们而言就已经足够。 的确如革命军所料,他们斗志全无。能拿到军饷,带着银两回家,他们已经心满意足。

所以革命军拿出了足够多的补偿费用,不费吹灰之力,就感化了看似坚不可摧的政府军。

四川,乃至川蜀周边地区,都尽在掌握之中。不仅四川如此,在进攻湖南、福建、贵州等省份时,他们都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经此事件,大家对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所有人也更加明白,孙中山先生一定要强调平均地权的原因。

对于老百姓而言,土地就是生活的命根子。平均地权,人们有地可种,有粮可吃,有衣可穿,日子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

清政府在剥夺他们的希望,革命军却在给予他们希望。他们会偏向何方,自然不言而喻。

有了政府军的投诚,有了民众的真心期盼,革命军自然势如破竹,掌控着政局变动的主动权。

清政府的灭亡,也便成了意料之中的结果。当然,战场之上的兵力变换,以及强弱实力对比,这都只是浅层原因。在变相的背后,整个社会还隐藏着关于清政府覆灭的根源。

从东南互保的经过和结果可以看出,官僚阶级与贵族阶层,已经不再对清政府言听计从。

1900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力度进一步加强,亡国灭种已然成为了笼罩在每一个中国人头上的乌云。

与此同时,义和团运动也让清政府和各级官僚头疼不已。

当时清政府各级政府,也秉持着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类似的想法,打算先集中力量突破义和团带来的困境,再行抵抗侵略之事。

尤其是南方的各位总督,比如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等,他们都积极推动着朝廷和国外列强的和谈的各类事项。

他们以为这是缓兵之计,殊不知,这一想法正合列强国家的心意。

在中国人民饱受战火摧残之时,侵略者们也意识到,要想彻底吞下中国这一块大肥肉,短时间内并不现实。

且不说清政府的残存实际仍然足够强大,就说民间反帝的抵抗力量,就已经让他们深感吃不消。

在清政府因义和团的胜利而惶恐不安时,列强国家同样也因为义和团而寝食难安。

只有解决这个心腹大患,他们才能顺利地推行下一步计划。因此,各位总督提出的合作计划,他们十分乐意配合。

在接下来签订的东南互保相关协议中,双方针对南方大部分城市的管理问题达成了一致。

清政府的总督,可以在这些城市的实际管理权问题上做出让步,给予帝国主义国家自由出入通商口岸、设立全权管理的租界、成立他国法律执行机构等权力。

简言之,清朝大人们的所作所为,与出卖国家主权无异。这一消息的传出,如同一记耳光,响亮地打在了清政府的脸上。

要知道,在实现东南互保之前,清政府已经以官方的名义正式对帝国主义宣战;但这些地方官员的行为,却是对统治阶级意志的违背。

可即便是慈禧,也不能把这些人怎么样,她还特别惧怕“洋大人”,所以什么也做不了。

长时间的高压政治环境,早就已经导致地方总督出现逆反心理。中央朝廷只堵不疏,必然会让问题严重化,最终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

若是中央体系强行处罚总督,只怕在处罚结果发出的下一刻,官僚体系的内讧便会爆发。清政府不敢,也没有能力冒这个险。

这件事情,是官僚阶层对统治阶层的一次成功挑战。它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央政府已经修炼失去对地方行政单位的号召力。

行政官僚是决策权和执行权的集合体,他们若是想“造反”,清政府恐怕无能为力。所以东南互保,朝廷根本管不了。

总督权力的进一步做大,也为后来的“地区脱离中央”埋下了伏笔。

两广、四川、福建等地,早在东南互保之后就不受清政府的管控。遇上革命军,他们是战是降,全凭自己做主。

也正因如此,革命军队在前进过程中,才能常常做出事半功倍之事。

一个王朝的灭亡,从骨子里的腐朽开始。内部的分裂,让王朝的心脏逐渐衰微。外界的冲击,只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让这颗心脏停止跳动。

东南互保是官僚阶级自下而上发起的冲击,代表着这一阶层对政权的离向。而接下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则让社会各大阶层对清政府彻底失望。

在1911年以前,铁路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范畴,是民间资本自负盈亏的事业。

通常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会成为牵头者和主导者,号召全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到对铁路事业的投资当中。

铁路修建涉及到全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会推动民间资本的壮大。看到了这一事业的前景之后,人们纷纷加入,参与投资。

就连一向不受重视的农民和工人,都会主动找到负责人,拿出自己的棺材本,跟着潮流一起走。

这是好事,大家群策群力,很快就能做成大事。但是当朝廷发出铁路国有化的相关政策之后,好事就彻底变成了坏事。

这一政策,直接打碎了民族资本家的饭碗。那些为了铁路运营而东奔西走、出钱出力的资本家,最后亏得血本无归。

地主阶级虽然不差钱,但他们不嫌钱多。如今生财之路被朝廷阻断,他们自然会对中央政府怀恨在心。

更令人心痛的是,那些本就没有多大财力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因为清政府的举措而倾家荡产。

这些踏实劳动了一辈子的底层群众,好不容易站在经济发展的风口,得到了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他们才会铤而走险,掏空家底,坐等投资成果。

可一夕之间,所有努力都成为了笑话。让这些本就没多少余钱的家庭,变得更加捉襟见肘,一贫如洗。

所有政策受害者,只能寄希望于朝廷良心发现,给他们做出一定程度的补偿。

遗憾的是,高高在上的清政府完全不顾及社会广大群众的利益亏损,只一味利用政府强权收回铁路,绝口不提补偿之事。

国库已经空虚,政府如此举措的目的,也是为了出让交通自主权,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拿钱。

经此一事,全国上下,有钱人和平民,从未如此团结,都站在前所未有的一致立场上,共同为保卫铁路而对抗清政府。

资本家发挥社会号召力,利用人脉资源组建武装力量,并且为保路运动提供资金支持。

队伍的前方是政府军,队伍的背后铁路所代表的群众权益。他们寸步不退,抵抗到底。

于统治阶级而言,人心向背,这已经是无法否认的结果。各大阶层对清政府的背离,使政府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撑。

这就像一栋高楼大厦失去地基,失去构成每一层楼的砖石。这座大楼即便昔日风光,最后也必然会轰然倒塌。

当人们意识到清政府再不可靠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就会支持与清政府作对的革命军阵营。

革命党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让那些对现有政体产生怀疑,甚至极度失望的人群,看到了新的希望。

所以3000人打败60万人,这并不是以少胜多的奇迹,这只是先进代替落后、日出取代日落的必然结果。

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来皆是如此,从来未曾改变。